Page 189 - 《社会》2021年第1期

社会·2021·1

因篇幅有限，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范·戴斯对其他政治参与类型的界
定与分类过程。 但就上述政治行为的场域特征而言，范·戴斯为学界提
供了有益的划分思路，即对政治行为的作用域加以区分可以更好地理
解公民政治参与意愿同参与渠道主导权归属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叙述
框架下，民众自发与政府主导、政治参与的常规与非常规性的理论诠
释力得到了提升。 按照克里斯丁、朱一湄（ 2017）的论述，代议制民主是
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政治参与，政府让渡一部分人事决定权并“邀请”民
众参与相应的决策过程，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逻辑。 而公民自
下而上的直接参与则完全由公民自主选择，突出体现为倡议、请愿、公
投等政治行为（ Kersting， 2013）。 这一划分思路在其他学者的论述中也
有 所 体 现 ， 一 些 学 者 将 此 分 类 称 为 制 度 化 与 非 制 度 化 政 治 参 与
（ Kaase， 2007； Stockemer， 2014； 陈 云 松 ，2013； 樊 宏法 、 张 健 ，2006；
刘佩锋、 马璨婧，2019）。 不论是范·戴斯所论述的政治参与的场域差
异，还是强调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不同性质，这些概念定义
的内涵与指涉范围都是相似的。 从更大的理论归属来看，上述论断所
体现出的政府与公民间的张力都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缩影：公民需要
通过自发的政治参与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这被认为是来自于社会的
诉求；政府需要调整渠道吸纳民意以维护执政的合法性，这是国家治
理能力的体现。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则进一步增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张
力的不确定性：互联网既可以被政府用作赋能的工具，通过信息技术
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升级；也可以作为公民赋权的手段，借助其低成本、
高时效、去中心化的特点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程度（曲甜、 田华，
2018）。 政府赋能与公民赋权作为互联网的正向效果都有其理论支撑，
本文将利用实证调查数据进一步检验各理论假说，并论述互联网影响
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同机制。
三、互联网使用的两个维度与四种类型

互联网究竟对民众的线下政治参与起到促进还是抑制的作用？ 这
一疑问始终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学者们也对此进行了丰富的研究探索。
在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出现伊始，帕特南（Putnam， 2000）就曾对美国 公
民政治参与意愿的下降表现出担忧。 通过观察美国社区公共事务的参
与情况，帕特南发现人们“面对面”（face-to-face）的公共活动在逐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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