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9 - 《社会》2021年第1期

社会·2021·1

全取决于其服饰为他们造就的形象， 而根本不在于他们道德
上的善或他们的理解能力。 （Mandeville，1924，II：304）
借助想象价值的中介，人们的人为自我（artificial self）与奢侈经济
形成了某种正向反馈机制。 奢侈虽然不能促进真正的德性，却能驯化人
类最具攻击性的自赏激情。 一旦人们以财富和奢侈为傲，而非以征服和
人身支配为荣，竞争就会被引导到和平化的领域，不再是有害的。
简言之，随着“文明交往”历史性地落实于商业活动，商业活动也逐
渐显现出自身的运行规则， 并塑造着人们的社会性关系。 我们可以看
到，曼德维尔“奢侈命题”的基本思路被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直接继承。
在著名论文《论贸易》和《论 技 艺 的精 致》（原名 为《论 奢 侈》）中，休谟
（ Hume，1994：253-280）完全接受了曼德维尔关于现代战争模式必须立
基于现代贸易模式的判断，肯定了奢侈促进繁荣、陶冶人性、培育社会
性的作用，进而主张适度的奢侈并非恶行。 斯密则深入挖掘了曼德维尔
一笔带过的劳动分工问题，克服了“奢侈命题”片面强调消费的缺陷，揭
示了生产、交换、消费的完整机制。 如果说在曼德维尔那里商业活动仅
仅通过奢侈和自赏机制才与人的文明化联系起来， 那么休谟和斯密在
吸收了曼德维尔的骄傲心理学之外， 进一步将社会秩序的源头追溯到
自利和个体之间以物质效用而非荣誉为基础的相互依赖， 则在根本上
更凸显了社会性关系的经济底蕴。 18 在这里，文明社会渐渐孕育出马克
思笔下“市民社会”（bürglische gesellschaft）的意涵，即一种与国家相分离
的“商业生活”和从物质交往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其典型表现正是
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2013：41）。
不过， 我们还不能直接认为曼德维尔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
会理论家。 尽管把奢侈看作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和经济的动力之
源，但曼德维尔没有把个人需要的满足本身作为重要的价值。 曼德维尔
对奢侈经济的关心， 始终从属于他对作为整体的国家或政治社会的繁
荣强盛的关心。 同样，他也不会忘记政府在奢侈经济条件下的角色。 政
府必须增进就业，推动各种技艺和艺术，鼓励农业、渔业，榨干土地和人
力的生产能力，并保持贸易平衡。但曼德维尔意识到，“贸易是增加民族

18. 此即洪特（2016）所概括的“商业社会性”。 尽管休谟和斯密使用“civil society”概念时
仍是指一个作为整体的“政治社会”，但社会生活的基础和中心是基于效用交换的经济
活动，经济活动中的“私人义务”也已经与效忠等“公共义务”形成了区分（ Finlay，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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