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0 - 《社会》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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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维尔格言的三重意涵与“政治社会”的现代转变

                财富的首要要求,却并不是唯一要求”(Mandeville,1924, I:116)。 要想
                鼓励生产和贸易,就不能让人们满足于简单安闲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刺
                激他们的竞争之心。 在一个活跃的社会中,竞争、嫉妒、贪婪的激情一
                旦被释放出来,就可能会造成冲突。 所以,对主权者来说,“必须保证我
                的和你的之分,必须惩罚犯罪,必须明智地制定并严格地执行管理正义
                的所有其他法律”( Mandeville,1924,I:116)。 在大型商业社会里,政府的
                作用并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转变。 它既要刺激人们的激情和竞争,又
                要防止社会冲突的激化;既要人为地培育人的社会性,又要从广泛的社
                会经济交往中汲取物质资源和力量。 在政府的巧妙管理下,一整套人为
                的制度和规范相互配合, 在人为自我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庞大的人为
                制造物———繁荣的政治社会或文明社会,也是一个孕育中的市民社会。

                     五、结语:政治社会、文明社会与市民社会

                    众所周知,“civil society”是近现代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但不少学
                者注意到,在 17—19 世纪的 300 年间,这一概念的意涵发生了颠覆性
                的转变。 对霍布斯等 17 世纪思想家而言,“civil society”就是国家,是个
                体联合形成的政治统一体; 到了苏格兰启蒙学派那里,“civil society”中
                发育出了文明化的生活方式; 而在马克思为代表的 19 世纪思想家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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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civil society” 已经被明确看作与国家相分离的领域, 并在后来的
                发展中被进一步“去政治化”,结晶成为现代社会科学所惯用的“社会”
                概念。 与之相对,“国家”则成为一套外在于“社会”的强制装置(李猛,
                2012)。 在现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野里,“社会”而非“国家”才是人们
                生活和交往的真正重心,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和规范性原则,至于国家
                的存在,只不过是依靠暴力强制为社会自身的运行提供保障。 在社会面
                前,国家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而不再具备塑造道德和文明的

                19. 对这一变化的经典研究,可参见 里德(Riedel,1984:129-158)和 基恩(Keane,1988)的
                研究。 黑格尔也对市民社会与国家进行了区分,不过黑格尔的“国家”概念不同于自然法
                学派和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国家”概念,在黑格尔看来,后者实际上是对国家的误解,
                是把市民社会所依据的个体自利原则也当成了国家的原则, 从而把国家混同于市民社
                会。 另外,在中国学界,一篇广为引用的研究认为,黑格尔以前的西方市民社会理论都将
                政治社会、文明社会与市民社会等同起来,但这一理解是过于粗糙的(何增科,1994)。 虽
                然一切政治社会都预设了文明与野蛮的区分, 但只有到了 18 世纪以后,“文明社会”才
                具备了礼貌、文雅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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