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社会》2021年第1期

社会·2021·1

证逻辑更加科学严谨，具有较好的可复制性。 不足之处在于，学术话语
较为晦涩且概念繁多， 对试点扩散中的效仿者而言可理解性不佳，其
学术化的抽象过强导致还原性较低。
综上， 如表 9 所示， 三类主要转义者在话语文本中对试点经验的
解释和建构具有较大的变异性，具体表现在依据三种不同的编辑规则
分别完成了对试点经验的文本化、合法化和标杆化，从不同的角度推
动了政策知识的话语建构。

表 9 ： 不 同 的 编 辑 策 略 及 其 转 译 的 结 果

试点的
话语文本 编辑方式 主要语库 优势 劣势 转译结果 影响力
角色
可理解性低
公共性语库 默会知识文 内部转移+
纪念文集 去语境化 原型 还原度高 可复制性低
本土性语库 本化、易读化 外部扩散-
传播性弱
可理解性高 还原度低 合法化、 内部转移-
媒体文集 逻辑重构 原型 公共性语库
传播性强 可复制性低 影响力 外部扩散+
可理解性低
学术性语库 内部转移+
学术论文 公式化 样板 可复制性高 还原度低 标杆化
公共性语库 外部扩散+
传播性弱
（二）互文性：共识形成背后的话语秩序与社会实践
如上文所述，政策知识的“黑箱化”有赖于话语长期互文过程中的
共识形成。 虽然各类话语的解释存在变异性且各具影响，但在互文过
程中不同话语类型的影响力和影响方式依然存在主次之分。 首先，相
较而言，媒体话语的受众更广，话语体系的开放性也更强，在传播中影
响力更大。 《人民日报》提出了“新型研发机构”这一说法，极大地推动
了试点经验自下而上以及“四不像”等本土性的符号被广泛接受。 此
外，媒体话语所关注的“转化论”等公共性语库中的命题也构成了组合
政策知识的话语秩序（ Foucault，1971）。 无论是自我陈述还是学术研究，
其最终都要回到媒体报道所关注的“转化论”命题是否解决以及如何
解决。 因此，媒体话语所进行的合法化（legitimization）包装，也最早形成
话语共识。 其次，无论是政策制定者的取向还是话语传播中的偏好，都
更青 睐 于表 达 更 清 晰 、 操 作 更 明 确 的 内容 （Sahlin and Wedlin，2008；
Wedlin and Sahlin，2017）。 故而，自我陈述和学术研究对政策知识建构
的影响，有赖于其对“转化论”等问题的回答是否 更 具可理 解 性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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