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2 - 《社会》2021年第1期

成为“最佳实践”：试点经验的话语建构

相去甚远，甚至某些试点成为“孤例”的情况并不少见（吴昊、温天力，
2012）。 如果仅仅局限于“点”和“面”的思维框架，难免令人怀疑试点是
否虚假宣传或过于特殊（李壮，2018），抑或 反 思效 仿 者 的学 习 能 力或
条件要素（杨宏山，2015）。 对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即对
试点的政策知识的总结和推广离不开话语建构的过程，但话语建构和
经验总结的过程可能是一个离实际经验越来越远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试点推广中的一个悖论由此显现。 一方面，试点经
验必须经过话语的建构才可能被认知、学习和传播；另一方面，对试点
经验的编辑和转译又常常导致试点成功的某些关 键 要 素 在 话语的建
构中趋于流散。 这样一种认知的困境和悖论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和认知
的范畴化问题 （ Potter and Wetherell，1987）。 通过范畴化来对经验世界
进行简化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必由之路，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产生认
知和知识的偏差。 在传统研究中，范畴化的认知困境也被认为是不可
避免的（Wilder，1986），然而，有关范畴化的话语研究则指出，范畴化同
样是话语建构的结果。 范畴往往是基于特定的方式被话语挑选和组织
起来的，通过话语分析去揭示范畴被界定和建构的过程，有助于我们
理解范畴化产生偏差的原因（ Watson，1983）。 由此，话语分析同样有助
于揭示对试点经验理解和认知的偏差何以产生。 自上而下的话语秩序
无疑值得我们反思。 换言之，要改变试点经验认知中的偏差，需要从改
变话语秩序开始。 在加强自下而上的话语传导和水平的话语扩散，并
解放话语中的束缚之外，话语变异性本身必须更多地发挥作用。 特别
是就学术研究而言，独立的学术话语应该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试点经
验和精神的优质文本，而非仅仅是阐释“话语秩序”的语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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