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6 - 《社会》2020年第6期

价值暧昧抑或目标分异

集体户口。其中，拥有“常住居民户口”意味着个体及家庭获得完整的本
地市民待遇。 而个体或其亲属所拥有的“住房”资格被规定为分户、立
户、落户的必要条件。 在上海，按规定，“本市常住户口居民或者经审批
落户本市的人员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 宅基地使用权或者公有居住房
屋承租权的，可以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家庭户立户”。 具体而
言，申请本地常住居民户口者，只能落户于本人或亲属的“合法住所”
中。 所谓“合法住所”，“是指具有《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房屋所有权
证》、《租用公有住房凭证》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房屋凭证的房
屋”，不包括市场租赁房。 28 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申请落户者主要有两
种选择： 自主居住权的获得， 即申请人提供在上海本人具有房产权的
《房产证》；他主居住权的获得，即申请人须提供拥有上述“合法住所”
的上海家属/亲属的“入户同意书”。
也就是说， 居住权的自保障或家庭保障被规定为城市居民获得完
整的本地市民待遇的制度门槛。 这样一种家户制度的设置，客观上无疑
会强化个体，尤其是无独立购房能力的个体对家庭关系，乃至亲属团体
的依赖性。虽然相关政策也规定，在非亲属成员之间，“本市常住户口居
民与房（地）产权利人或者公有居住房屋承租人不具有直系亲属、配偶、
配偶父母关系，以该房屋为实际居住地的，经权利人或者承租人同意，
可以将户口迁入该房屋所在地址”，但由于这样的操作实际上意味着户
主成为落户者的住房保障责任主体，同时对权利人、承租人也意味着种
种后续风险。 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 地方政府，尤
其是城市政府以提高家庭的福利供给能力为目标的社会权供给策略，
一方面强化了个体对家庭，特别是代际家庭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也必然
带来某些限制家庭生活和家庭发展的政策结果。
四、小结

在讨论中国的家庭政策现象时，有两个基本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
其一，政策背后的价值原则关联到什么问题？ 学界的相关讨论在指
出此前家庭政策背后的价值混乱的同时，也不乏对“顶层设计”重要性
的论述以及各种价值主张。 相对而言，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叙事之外，如

28. 参见《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执行本市投靠类户口迁移政策的若干规定》（沪公发[2013]
166 号）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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