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5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自然法是当宗教启示或传统及其担纲者的权威神圣性失
去运作力时，仍然留存下来的、法正当性的特殊且唯一首尾一
贯的形式。 因此，自然法的援用，是反抗既有秩序的阶级为了
让自己的法创造的要求具有正当性——而不是仰赖实定的宗
—
教规范或启示———所一再使用的形式。 （韦伯，2005a：300）
对韦伯、耶利内克和特洛尔奇来说，现代自然法理念虽然可以被追
溯至古代的斯多葛传统，但是，它之所以能够被市民阶层及随后的工人
阶级在反抗既有秩序时不断援引， 关键在于它经历了现代个人主义的
重铸。 奠基于现代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然法认为所有人都拥有某些普遍
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它们构成了先于一切国家、一切实定法和一
切历史特权的高级规范。
在进一步考察现代自然法和现代个人主义对市民阶层“精神”的重
塑时，韦伯、耶利内克和特洛尔奇等人所着眼的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霍
布斯以降的现代政治哲学传统， 而是基督新教的影响。 根据耶利内克
（ 2012b：34）的考察，现代自然法的源头和基石是在英国宗教改革中发
展起来并在北美殖民地中真正得以实践并确立的宗教自由权利， 尤其
是良知自由的权利。这同样被特洛尔奇（ 2004：67）所强调：“基督教个人
主义首先推动了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商业热
情滥觞于清教徒精神， 而人民主权至少是狂热的宗教信徒和那些把上
帝当作为自然法做理性辩护的工具的斗士们共同完成的杰作。 ”韦伯则
把新教对现代个人主义的影响进一步锁定在加尔文教上。 后者的预定
论在超世俗的上帝与罪恶的、 非理性的现世之间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对
立。 这不仅带来了世界的除魅、对传统的去神圣化，还进一步带来了要
把既有世界从伦理和理性上加以驯服和支配的无尽的义务。 这倒不是
因为世俗成功能够换来永恒的救赎， 而是因为一个人在此世只有通过
积极地入世工作，才能确证自己为上帝所喜爱。 为此，他必须以一种理
性的方式去“经营”自己的生活。这种理性经营既构成了现代的“市民职
业伦理”（韦伯，2007：181）， 又构成了现代国家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独特
标志（陈涛，2020：44）。
这意味着，要把握现代国家的构建，我们还必须前进到对现代市民
阶层的精神历程的把握上。 因此，循着韦伯的国家社会学，我们已经进
入到宗教社会学的领域。 这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重新审视韦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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