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4 - 《社会》2020年第6期

法治国、警察国家与领袖民主制：西欧现代国家构建的三条线索

伴随着拿破仑一世对革命的终结， 领袖民主制及其所具有的卡里
斯玛力量，逐渐在现代国家中确立起其“理性化”的形式（Weber，2009b：
14
102-103）。 !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第四类例子，即现代英国首相、美国总
统和法国总统等民选领袖。 这里要指出一点，内阁制或总统制的一个特
征在于，隔一段时间，借助内阁或总统的变更，整个官僚体制的部长或
其他高级行政长官会被撤换掉。 这无疑会影响政策的连贯性、为行政运
作带来各种不确定性，因而“限定了现代社会的行政体系所能达到的理
性化程度”（韦伯，2010b：309、401）。 但是，这是制衡大多数时候将人民
排除在外的议会制或官僚制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一方面，“议会对公共
职务不间断的僭越（ tyranny）是通过也只有通过一位议会领袖的任命才
得以避免”（白芝浩，2010：210）。议会领袖作为多数党的领袖，能够站在
行政机构一边， 在议会中抵御反对派针对某一政府部门的政策随意发
起的攻击。 另一方面，首相连同整个内阁的变更，能够遏制内阁滥用专
权， 又能够防止整个官僚系统固化为一个趋于自我繁殖和自我封闭的
官职俸禄群体（白芝浩，2010：29-30、217）。 总之，正如韦伯曾多次强调
的，这种民选领袖本身正是为民主制量身定做的，缺少它，现代国家就
无法正常运转。

五、余论：现代市民阶层的精神

至此， 我们大致了解了现代国家构建中的这三条线索是如何在历
史中展开的，又是如何并存于现代国家的日常经营中的。 撇开诸多有待
进一步补充和了解的细节不谈，我们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回答：在
古代和中世纪城市中只是作为“非正当性支配”的民主制，何以在现代
世界中变成了一种正当性支配，恐怕还是唯一的正当性支配？ 市民阶层
又何以能够突破其自中世纪城市以来就带有的行会垄断和排外特征、
突破其“政治尾随者”的角色，成为现代民主制的担纲者？
在上述引文中， 韦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线索———代
替家产制下实质公道的那种规范，也就是他在“法律社会学”中提到的
现代“ 自然法”（韦伯，2005a：131）。

14. 韦伯认为，只有基于市民阶层才能确立起领袖民主制的理性化形式，而大量无产者所支
持的“社会专政”和雅典式的领袖民主制都具有非理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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