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1 - 《社会》2020年第6期

社会·2020·6

视这种连带性的习惯经验传统， 就会发现相互间同情与协商的基础和
资源正在枯竭。站在启蒙运动的个体主义的“现代”语境里，休谟恰恰看
到，在老百姓的观念和意识层面，社会真正是如何可能的。
正如斯温杰伍德（ 1988：3-17）在《社会学思想简史》中所言，在 18
世纪以前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社会契约论”者认为社会是一
种内在超历史过程的表现，是自然状态中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
是人性的自私力量对现代国家义务形成的默认的产物。 换言之，个体的
自然人性是社会的基础。 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者继承了这种原子
化的个体主义，在此基础上，法国文人政治家又发展出大革命的思想资
源。 但休谟恰恰看到，社会中的个人相互依赖程度极高，任何人的行动
都不会全然不顾及他人的情感和行动，他人的情感、态度和行动也是自
身行动能够符合行动者本人意图的必要条件。 这种人与人高度的连带
性使得相互的协同、商议与妥协成为可能。 社会不是根据人性普遍原则
演绎产生，而是在你来我往的观念、情感、习惯，以及作为常识的普通信
念与行动中形成。 历史传统、政治氛围、家庭教育和风俗习惯都对个人
的性格、动机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历史化的经验讲法极大地影响
了弗格森，促进了将社会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的出现。
与休谟类似，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处在“五四”时期奠定的“现代”
语境里。“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追溯至 18 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的口
号，也缔造了某种社会科学的学科语境。 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助于我们把
握社会的自然规律，并以此构建更好的社会形式。 然而，在标准化的社
会学发展过程中，制度、结构、功能、分层等西方社会学的宏观视角，配
合以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数据分析技术， 使社会学似乎变得日益抽象
化和空洞化。 人性被构想成整齐划一的普遍形式，个人也被解析成在宏
大结构和机制力量相互作用中被动消极的“无精神性”因素。 这种社会
科学或许有助于预测未来，有助于加剧作为“普通社会分析家”的常人
的 “反思性监控”，却可能无助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整合。
虽然后世的研究者将休谟推崇为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甚至是概率
论的先驱，但正如本文所示，休谟并不认为社会科学能够真正仿效自然
科学。 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社会科学是以“人”为基础，以人的
感受、情感、观念和精神状态为基础。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
解人的行动的意义和社会运行的原理。 不同于 19 世纪的孔德和斯宾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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