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社会》2020年第3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３

质的一般理论 。 韦伯为我们展现的 “ 儒教 ” 的性质 ， 看起来似乎是矛盾
的 ： 一方面 ， 儒家思想具有高度的 “ 理性主义 ” 的特征 。“ 儒教 ， 就其欠缺
一切形而上学 ， 几乎没有丝毫宗教根底的痕迹而言 ， 是理性主义的 ， 其
理性主义的高涨程度 ， 可说是处于我们可能称之为一种 ‘ 宗教 ’ 伦理的
极端边缘的位置 ”（ 韦伯 ， ２００４ ： ４９２ ）。 另一方面 ， 儒教又可谓是 “ 理性
化 ” 程度最低的 。 韦伯有两个十分明确的 、 判断宗教 “ 理性化 ” 程度的标
准 ， 即 “ 宗教对巫术之斥逐的程度 ”（ 韦伯 ， ２００４ ： ３０９ ） 以及 “ 它将上帝与
世界的关系 ， 以及根据这一关系建立的宗教本身与世界的伦理关系 ， 系
统地统一起来的程度 ”（ 参见李猛 ， ２０１０ ： １９ ）。 韦伯所谓的宗教 “ 理性
化 ” 的实质在于宗教的价值理性化与传统或者说巫术式的世界图景之
间持久的紧张关系 ， 从而持续性地反传统 ， 也就是 “ 祛魅 ”（ 李猛 ， ２０１０ ：
１５ ； 吕雨辰 ， ２０１９ ： １９２－１９３ ）。 例如清教伦理 ， 尽管亦有其非理性的根
源 （“ 超俗世上帝的绝对不可臆测的决定 ”）， 但在 “ 超俗世的上帝与现世
…… 的关系上 ， 却造成传统之绝对非神圣性的结果 ， 以及要将既有的世
界从伦理与理性上加以驯服和支配的无尽任务 ”（ 韦伯 ， ２００４ ： ３２５ ）。 从
这两个标准来看 ， 儒教的 “ 祛魅 ” 并不成功 ， 因为儒家伦理适应现世的倾
向 ， 既没有产生过此世与另一个世界的紧张 ， 也缺乏摆脱传统的真正力
量 （ 李猛 ， ２０１０ ： １８ ）。 且从现世运作来看 ， 巫术性的信仰之于 “ 恭顺 ” 和
限制权力是 “ 有用 ” 的 ， ３ 也使得对鬼神的敬畏或对巫术的信仰 ， 渗入儒
学伦理的隐秘之处 （ 李猛 ， ２０１０ ： ８ 、 １８ ； 吕雨辰 ， ２０１９ ： １９３ ）。
以上只是对韦伯有关儒教之论述的极片面且最低限度的梳理 。 借
由上面的论述 ， 我们可以区分和澄清关于儒家思想性质的三个问题 ：
首先 ，“ 理性主义 ” 并不等于 “ 理性化 ”。 韦伯所使用的 “ 理性化 ” 的
概念是十分狭义的 ： 从其关心的问题 ——— 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 “ 亲和
性 ”——— 来看 ， 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仅出现在西方 ； 从 “ 理性化 ” 即是以非
此世的新伦理祛巫魅 、 反传统反现世的机制来看 ， 儒教以 “ 敬畏鬼神为
取向 ”（ 韦伯 ， ２００４ ： ２４３ ） 的思想内核 ， 或者在现实中与 “ 巫术 ” 的共存甚
至依凭的关系 （ 韦伯 ， ２００４ ： ２７３－２８１ ）， 都显示出以 “ 理性化 ” 的概念来
解释或分析中国的宗教 （ 如果有的话 ） 是不合适的 。 相反 ， 称儒家伦理

３． “ 鬼神并非没有评判道德的资格 ， 相反的 ， 在中国 ， 正如在埃及一样 ， 可以看到司法裁判上
的非理性是建立在这样的信仰上 ， 即受冤屈者的哭号会引来鬼神的报复 ”（ 韦伯 ， ２００４ ： ２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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