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0 - 《社会》2020年第3期

自由心证制度的本土实践

１ 、 ５ ； 李晟 ， ２０１４ ）。 对法官来说 ， 其行为的成本和收益都是在司法制度
当中被定义的 。 一方面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四级法院建立了两审终审
制度 ， 每一级上诉法院都有权全面审查事实和法律问题 （ 傅郁林 ，
２００２ ）， 因此 ， 基层法官的案件审理时刻面临二审的阴影 。 但在司法制
度的表层结构向 “ 正当程序 ” 接近的同时 ， 另一方面 ， 司法制度的深层结
构 ——— 法官的 “ 职 、 级 、 格 ”——— 则向 “ 细密的层级体系 ” 接近 ， 法官之间
的 “ 竞争上岗 ” 使控制法官的机制被激活 （ 刘忠 ， ２０１４ ）。 法官被纳入 “ 等
级服从的位阶 ” 之中 （ 贺卫方 ， １９９７ ）， 意味着法官一边面对着普遍化的
行政干预 ， 一边面对着常态化的绩效考核 。 许多学者指出 ， 在政法机关
与司法机关 、 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 、 审委会与合议庭 、 庭 ／ 院长与普通法
官之间 ， 存在下级服从上级指挥的行政领导关系 ， 而不是上下级都只遵
守事实法律的审判监督关系 （ 王申 ， ２０１０ ； 何帆 ， ２０１２ ； 沙永梅 ， ２００８ ； 龙
宗智 、 袁坚 ， ２０１４ ； 谢佑平 、 万毅 ， ２００３ ）。 另外 ， 许多学者指出 ， 受到绩效
考评制度的约束 ， 基层法官收入和升迁的主要依据是包括结案率 、 上诉
率 、 发改率 、 调解率 、 撤诉率等在内的一套量化指标体系 （ 艾佳慧 ， ２００８ ；
李拥军 、 傅爱竹 ， ２０１４ ； 龙宗智 ， ２０１１ ）。 此外 ， 在 “ 结果责任模式 ” 的错案
追究制下 ， 法官努力避免案件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 （ 陈瑞华 ， ２０１５ ）。 总
之 ， 以 “ 利益论 ” 视角来看 ， 如贺欣 （ ２００８ ） 所说 ， 法官的审判决策过程主
要是由司法行为嵌入的体制结构决定的 。 不论是因为忌惮当事人的上
诉而服从法律 ， 还是为了满足绩效考核或者避免错案责任而追求 “ 案结
事了 ”， 其本质是一样的 ， 都是法官在不同情形下的策略选择 。
“ 利益论 ” 为我们提供了解释法官行为的微观基础 。 但是 ，“ 利益
论 ” 却无法解释约束法官的司法制度又被什么东西约束 ， 作为表层结构
的上诉程序和作为深层结构的层级体系是因什么初衷设立的 ， 又有何
存在的必要 。 此外 ， 法官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策略性行为的？如果我国
的基层法官都是利己主义者 ，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被选择成为法官呢？
这一个个困难的问题意味着 “ 利益论 ” 描绘的图景是不完整的 ， 甚至是
有偏差的 。 更加完整 、 清晰的法官行为模型 ， 需要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调
和 “ 利益论 ” 和 “ 理念论 ” 两种观点 。 本文试图勾勒出我国基层法官的肖
像 ： 他们是两种司法理念的执行者 ， 又是受制度约束的 “ 理性人 ”， 他们
在符合合法性理念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策略性的行动 （ 犕犲 狔 犲狉犪狀犱
犚狅狑犪狀 ， １９７７ ； 犇犻犕犪 犵犵 犻狅犪狀犱犘狅狑犲犾犾 ， １９８３ ）。 更具体地说 ， 在建设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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