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9 - 《社会》2020年第3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３

官也和普通人一样 ， 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被视为是恰当的 。 法律社会学
要解释法官的行为 ， 需要超越 “ 理念论 ” 和 “ 利益论 ” 对法官行为动机的
片面处理 ， ６ 提供一个结合 “ 理念 ” 和 “ 利益 ” 的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框架 。
持 “ 理念论 ” 的法律社会学者认为 ， 当代中国的基层法官需要面对
两套相互之间具有张力的逻辑 ， 即法律的形式理性逻辑 （ 法理逻辑 ） 和
国家的社会治理逻辑 （ 治理逻辑 ）（ 郭星华 、 郑日强 ： ２０１６ ）。 一方面 ， 中
国法在二十世纪里以现代化为总体改革方向 ， 并大规模地对西方现代
法律进行移植 （ 强世功 ， ２００５ ）。 时至今日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 ” 已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７ “ 依法治国 ” 成为强势的合法性话
语 ， 党和国家迫切希望加强基层法院的专业化水平以提高政权合法性
（ 丁卫 ， ２０１４ ： ３１２－３１４ ），“ 法官说法 ” 已是不言而喻的要求 。 学者用 “ 甩
干 ” 机制或者 “ 纠纷格式化 ” 来形容基层法院把法律因素从生活纠纷中
分离出来的过程 （ 刘正强 ， ２０１４ ； 朱涛 ， ２０１５ ）。 与此同时 ， 从改革开放前
的 “ 革命化司法模式 ” 到改革开放后的 “ 治理化司法模式 ”， 法律的工具
主义性质并未发生太大变化 （ 瞿郑龙 ， ２０１６ ； 强世功 ， ２０００ ）。 侯猛
（ ２００６ ） 和黄韬 （ ２０１３ ） 分别指出 ， 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发挥着制定和实
施公共政策的作用 。 赵晓力 （ ２０００ ） 对基层法院的研究指出 ， 纠纷解决
是法院的 “ 专门职能 ”， 介入党和政府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治理是法
院的 “ 服务职能 ”。 苏力 （ １９９８ ： ５５ ） 进一步指出 ， 基层法官 “ 送法下乡 ” 是
为了在乡土社会强化现代国家权力 。 概言之 ， 我国基层法官的审理行
为既要符合移植自西方的法律制度 ， 又要满足本土的政权合法性要求
（ 刘思达 ， ２００５ ）。 正如季卫东 （ ２００８ ： １４７ ） 所说 ， 中国式司法是一个在法

律规范 、 政策规范和社会网络关系规范之间不断选择 、 组合以及调整 ，
从而展现 “ 丰富多彩的可选择性方案 ” 的过程 。“ 理念论 ” 对中国的司法
现实做出了精准而深刻的描述 。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 法官为何服从法
理和治理这两套逻辑？认为法官总是自觉自愿按照理念行动 ， 这难道
不是太理想化了吗？
持 “ 利益论 ” 的法律社会学者认为 ， 法官和其他职业的劳动者一样
有自利的取向 ， 受到 （ 货币和非货币的 ） 激励和约束 （ 爱泼斯坦等 ， ２０１７ ：

６． 在笔者看来 ， 评价社会科学理论优劣的标准之一是这个理论的适用范围 （ 犣犺犪狅 ， ２０１５ ： ２４－２５ ）。
７．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发布 （ 全文 ）》， 犺狋狋 狆 ：／／ 狑狑狑．
犵 狅狏．犮狀 ／ 犼 狉狕 犵 ／ ２０１１－１０ ／ ２７ ／ 犮狅狀狋犲狀狋 ＿ １９７９４９８．犺狋犿 ， 网址访问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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