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1 - 《社会》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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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 ３３ 、 ４１ ）。 一些空间分析基于单指标 （ 如可达性 、 空间自相关 ） 的空
间评价 （ 高军波等 ， ２０１０ ； 陶卓霖等 ， ２０１４ ； 犆犺犲狀 犵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 犜犪狅 ， 犲狋
，
犪犾． ， ２０１５ ； 犆犪犻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７ ）， 或从规划角度对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现
状或历史变化进行描述性分析 （ 席晶 、 程杨 ， ２０１５ ； 邵磊等 ， ２０１７ ）， 或对
床位需求进行预测或模拟 （ 颜秉秋等 ， ２０１５ ； 陶卓霖等 ， ２０１５ ）， 未就空间
分布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高级回归模型分析 ， 因而很难在控制相关因
素的情况下准确估计养老资源可能存在的空间互动效应 。 马玉娜 、 顾
佳峰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８ ） 在对养老资源县域分布的研究中 ， 提出要同时考虑空
间和制度因素 ， 并使用空间滞后模型 （ 狊 狆 犪狋犻犪犾犾犪 犵 犿狅犱犲犾 ， 犛犔犕 ） 和空间误
差模型 （ 狊 狆 犪狋犻犪犾犲狉狉狅狉犿狅犱犲犾 ， 犛犈犕 ） 进行分析 。 实际操作中 ， 制度因素包
括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 、 小学在校学生数以及医
院 、 卫生院 、 社会福利院床位数等指标 。 这些变量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制
度 ， 更多的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人口结构因素 。
目前来看 ， 相关量化分析中尚缺乏基于公 ／ 私办属性比较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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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维度才是更为核心 、 更值得关注的制度因素 。 从空间分析模型
出发 ， 虽然设施在空间分布上的依赖性被认为是地区之间的 “ 外溢或示
范效果 ”， 但由于缺乏所有制类型的变量 ， 难以比较不同类型的机构空
间布局的差异性 。 从政策设计和市场定位上来讲 ， 养老市场属于典型
的二元结构 ， 公办和民办养老机构面对不同的细分客户 ， 处于不同的市
场层级 。 从更深层次的动力机制上讲 ， 公 ／ 私办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受
制于行政 ／ 市场不同力量的作用 ， 区分所有制类型有助于检验设施空间
依赖效应的稳健性以及差异化模式 。 在考察养老资源配置公平性的同
时 ， 也为关注资源供给的效率提供了机会 。
实际上 ， 在一系列社会经济机制的作用下 ， 整体而言 ， 公共设施分
散 （ 犱犻狊 狆 犲狉狊犲犱 ） 或聚集 （ 犮犾狌狊狋犲狉犲犱 ） 的地理模式本身就是公平或效率原则
的体现 。 麦卡利斯特 （ 犕犮犃犾犾犻狊狋犲狉 ， １９７６ ） 认为 ， 在公共设施问题上 ， 并没
有评估公平与效率相对重要性的客观方法 ， 但理论上可以通过模型分
）（ 分别对应于特兹所讲的规模和设
析公共设施的规模和间距 （ 狊 狆 犪犮犻狀 犵
施数量 ） 来近似 。 公平性对设施间距更敏感 ， 随着相同规模设施间距的

１０． 蔡等人 （ 犆犪犻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７ ） 的研究虽然涵盖了公 ／ 私办养老设施 ， 但仅是对不同机构可达
性的分析 ， 不涉及空间模式分析和与相关人口变量的因果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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