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7 - 《社会》2020年第2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２

次第兼并 ， 力征无已时 。 卒乃由夏禹涂山之万国 ， 变为州初孟
津之八百诸侯 ， 又变而为春秋初年之五十余国 ， 又变而为战国
时之七雄 ， 卒至于一统 。
也就是说 ， 在古典学关注的上古时代 ， 中国史的最突出特征是华夏
对 “ 土著 ” 的融合兼并 。 在这个阶段 ， 中国不见得一定有像希腊那样文
化相对观的萌芽 。 然而 ， 如果说这个阶段的核心历史动态之一是以周
公为名的 “ 兼夷狄 ”， 那么 ，“ 夷夏之辨 ” 的种种说法可能已经提出了 。 而
又如梁启超所言 ， 上古时期古希腊并没有世界主义 ，“ 其虚想虽能穷宇
宙之本原 ， 其实想不能脱市府之根性 ”， 相比之下 ，“ 中国则于修身 、 齐
家 、 治国之外 ， 又以平天下为一大问题 ”（ 梁启超 ， ２０１４ ： １６３ ）。“ 平天下 ”
的关怀 ， 单独用文化相对主义或普遍主义来理解 （ 它似乎介于二者之
间 ） 都不见得合适 ， 但这不见得没有其优点 ， 至少它也能构成另外一种
人类学的文明价值观基础 。

不应忘记 ， 中国人类学先贤李济 （ １８９６ — １９７９ 年 ） 长克拉克洪 ９
岁 ， 于 １９１８ 年官费留美 ， 在克拉克大学学习社会学和心理学后 ， 于
１９２０ 年转入哈佛大学 ， 师从克拉克洪的导师之一虎藤和民族学家罗兰 ·
狄克森 （ 犚狅犾犪狀犱犇犻狓狅狀 ， １８７５ — １９３４ 年 ）。 回国后 ， 他先与梁启超 、 王国
维 、 陈寅恪 、 赵元任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共事 ， 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 其广为人知的贡献是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
（ 犔犻 ， １９５７ ）。 在李济发挥作用的年代里 ， 现代新人类学 “ 微观民族志 ”
的方法与社会科学一道 ， 在另一个阵营 （“ 燕大学派 ”） 中得到借鉴 （ 王铭
铭 ， ２０１６ ）。 而当其同门师弟克拉克洪还在借纳瓦霍印第安人的民族志
这条路径奋力趋近现代新人类学之时 ， 李济在中国获得了保持古典旧
人类学 “ 大历史 ” 旨趣的数十年机会 。 其间 ， 李济始终关注着中国文明
形成的历史轨迹 （ 犔犻 ， １９２８ ）， 他所运用的 “ 杂糅理论 ” 神似 ２０ 世纪最初
十年不少西方古希腊考古学家的他 — 我关联看法 。 用 “ 东方的古典学 ”
这个概念来形容李济的考古人类学兴许言过其实 ， 但我们不应否认 ， 李
济考古人类学所含有的夷夏关系论及其同代人的大量相关研究 ， 实可
与 “ 中国上古史 ”、“ 先秦思想史 ” 融通 ， 构成某种经典人类学意义上的
“ 古典文明研究 ”。 而这一事实的人类学含义 ， 尚待我们给予识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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