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5 - 《社会》2020年第2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２

表 ２ ： 清代广西土司地区的科举进程
年份 取得科举资格 备注
顺治九年 — 康熙四十三年
（ １６５２ — １７０４ ） 土官子弟 土官送考
康熙四十三年 — 乾隆三十三年 客民 、 目民 、 坊民 土官送考
（ １７０４ — １７６８ ）
乾隆三十三年 — 嘉庆二十五年 承耕粮田之 “ 正民 ”“ 杂民 ” 退田 土官送考
（ １７６８ — １８２０ ） 参加考试
嘉庆二十五年 — 光绪十七年 正民 、 杂民 土官送考
（ １８２０ — １８９１ ）
光绪十七年至科举制废除 取消土官送考资格
（ １８９１ — １９０５ ）
在清朝统治者看来 ，“ 华夷之辨 ” 更多的是文化而非种族差异 ，“ 以文化
夷 ” 才是保持边疆地区长治久安的根本 （ 李世愉 ， ２００２ ）。 清初 ， 清王朝
的这一 “ 文明化 ” 工程的对象局限在土官及其子弟身上 ， 随着科举的渐
次展开 ， 逐渐波及土司地区的每个社会成员 ； 清末 ， 除了承担 “ 夫役 ” 的
土民未取得科举资格外 ， 其他 “ 土民 ” 至少在制度层面获得了与内地
“ 民 ” 同等的参加科举的权利 。 在岸本美绪看来 ， 这是清朝统治者在实
践其 “ 一君万民 ” 国家体制的理想 ： 强调其国家范围内的 “ 民 ”——— 无论
是内地的 “ 民 ” 还是边疆的 “ 土民 ”———“ 皆吾赤子 ”， 都应享有同等的权
利 。“ 役民 ” 之所以被排斥在科举考试之外 ， 也是基于内地 “ 倡 、 优 、 隶 、
皂 ” 家户不能参与科举考试的价值观 ， 即作为朝廷的后备精英 ， 科举候
选人应具有身体上的自主性与完整性 ，“ 役民 ” 因受土官役使从事 “ 贱
业 ” 而不具备科举资格 （ 转引自何淑宜 ， ２００３ ）。 也就是说 ， 通过科举的
层层推进 ， 清王朝不但完成了社会与文化价值的传导 ， 也不断地把土司
地区的社会成员从对土官的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 ， 使他们完成了从土
官的 “ 土民 ” 向国家的 “ 臣民 ” 的身份转变 。
就土官而言 ， 他们明白在其所管辖的社会内部不受控制的科举带
来的社会流动将对其权力构成威胁 ， 因此 ， 他们始终阻挠科举在土司地
区的推进 。 从最初的土目及其家族成员到后来的一般土民 ， 但凡有一
丝借口 ， 土官均 “ 不送考 ”， 即便难以再加限制而不得已送考的考生 ，
也会受到土官的多番折辱 。 较为典型的是土思州 （ 今广西宁明县 ） 文人
黄体元的遭遇 ， 黄因 “ 才高博学 ” 受到土思州土官的嫉恨 ， 在 １８２２ 年清
朝取消退佃规定之后他参加科举依然受到阻挠 ， 直到 １８３２ 年 ２５ 岁时
才获得童子试的机会 ， 结果土官还是 “ 讽使同考童生殴辱之 ， 内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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