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5 - 《社会》2020年第1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１

尔斯 · 勒斯里 （ 犔犲狊犾犻犲 ， １９７６ ） 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亚洲医疗体系为基础
发展出多元医疗理论 （ 犿犲犱犻犮犪犾 狆 犾狌狉犪犾犻狊犿 ） 以来 ， 该理论吸引了众多追随
者 。 其核心论点为 ， 一个社会的医疗体系是由多个次体系构成的总体 ，
这些次体系之间或竞争或合作 。 穆雷 · 拉斯特 （ 犕狌狉狉犪 狔 犔犪狊狋 ） 在此基
础上区分出排他型 （ 犲狓犮犾狌狊犻狏犲狊 狔 狊狋犲犿狊 ）、 宽容型 （ 狋狅犾犲狉犪狀狋狊 狔 狊狋犲犿狊 ） 和综
合型 （ 犻狀狋犲 犵 狉犪狋犲犱狊 狔 狊狋犲犿狊 ） 三种存在于复杂社会的多元医疗模式 ， 并认
为亚洲的多元医疗体系属于综合型 。 医疗人类学内部发展出的三种理
论视角 ——— 视疾病为文化建构的文化阐释论 （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 以及
犻狀狋犲狉 狆 狉犲狋犻狏犻狊犿 ）、 强调环境适应的医疗生态学 （ 犿犲犱犻犮犪犾犲犮狅犾狅 犵狔
关注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批判医疗人类学 （ 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犿犲犱犻犮犪犾
）——— 也都从不同角度对多元医疗理论进行了考察 。 其
犪狀狋犺狉狅 狆 狅犾狅 犵狔
中 ， 作为文化阐释论代表人物的凯博文 （ 犃狉狋犺狌狉犓犾犲犻狀犿犪狀 ） 反对生态医
疗人类学者视疾病为自然实体的看法 ， 认为病痛是文化的产物 ， 只有同

时依靠医者与患者的阐释方能为人理解 。 大贯惠美子 （ 犗犺狀狌犽犻
犜犻犲狉狀犲 狔 １９８４ ） 更是借鉴了萨林斯 “ 文化图式 ” 的概念方法 ， 从象征人类
，
学的视角考察现代日本社会的多元医疗行为与信仰 ， 认为要把健康实
践与概念放到所处文化的逻辑意义结构中去研究其组织方式 （ 犅犪犲狉 ， 犲狋
犪犾 ． ， ２００３ ： ３１－３７ ； 犅犪犲狉 ， ２０１１ ： ４０５－４２４ ）。
以上研究的首要问题在于 ， 没有从就医者的角度去界定 “ 多元 ”。 目
前关于 “ 多元 ” 的所有类别 ， 不论是按从业者 （ 犓犾犲犻狀犿犪狀 ， １９７８ ） 还是按理论
体系区分 （ 犔犲狊犾犻犲 ， １９７６ ； 张 繤， ２０００ ）， 都是客位视角 。 国内学者所用之类
别 ， 如 “ 西医 ”（ 或 “ 现代生物医药 ”）、“ 中医 ”、“ 巫医 ” 或者 “ 民俗医疗 ”、“ 神
药两解 ” 等 ， 俱是如此 。 问题是 ， 这些类别是以科学 、 现代化这类精英知
识为基础来进行划分的 ， 是以现代欧洲自然主义本体论 （ 犌狅狉犱狅狀 ， １９８８ ） 为
基准去切割其他文化的结果 ， 其中充满了作为现代科学代表的西医与
“ 落后谬误 ” 的中医 、 巫医之间在理论 、 行政 、 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与冲突
（ 杨念群 ， ２０１０ ； 赖立里 ， ２０１０ ）。 而那些远离精英知识的民众并不像精英
们那样为中医焦虑 ， 对巫医否定 ， 也不认为这二者与西医必然对立 ， 他们
泰然使用身边所拥有的医疗资源 。 民众这套界定 、 分类 、 整合医疗资源
的 “ 地方性知识 ” 其实 “ 有着认识中国基层社会实际运行机制的含义 ， 更
是寻求本土理论的重要资源 …… 也为超越西方经典理论提供了难得的
契机 ”（ 梁永佳 ， ２０１５ ： １７５ ）。 因此 ， 本文认为 ， 要理解阿卡以及更广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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