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1 - 《社会》2019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异乡人”之间，虽然原初是并无“人伦关
系”的物之状态，但确实能够出现突破这一异乡人状态的通感的可能
性，也就是经常所说的“好人”的可能性。如果仔细探查这些成为“好
人”的异乡人，恰恰能发现，他们都有在“亲属关系”上的深厚的感情与
伦理行为。例如，从楚曲《打金镯》的第一幕来看，杨春与他母亲的感情
便异常深厚。他之所以想买一个妻子回乡，恰恰是为了能够照顾母亲，
而当杨素贞假想他的姐妹被卖给他人之时，杨春也变得气愤异常。由
此可见，杨春原本在“亲属关系”上的感情与伦理就异常深厚，这一点，
恰恰是他能够在与杨素贞的交往中最后突破“异乡人”的境况，产生通
感并成为“好人”的基础。同样，从宋士杰与其夫人万氏来看，他们二人
夫妻情深，从剧中的细节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也恰恰为他们与异乡人
之间的通感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异乡人”的社会现实虽然会扰乱伦理秩序，从中会有产生
出恶的可能性，但恰恰只有当人们深处伦理秩序中时，才有可能真正突
破“异乡人”的境况；也只有具有深厚的伦理情感后，才可能在“异乡人”
之间的交往中真正达成通感，从而成为异乡人之中的好人。也就是说，
亲属关系本身是“异乡人”能够往好人方向发展的基础。这是第二层
关联。
第三层关联，则是在深厚的“伦理感情”基础上，“异乡人”之间能够
通过通感相互理解，正如杨春对杨素贞那样，实现了异乡人之中的“好
人”行为。换句话说，“异乡人”的处境恰恰进一步深化了“差序格局”，
使得原本局限在五伦以及最多能延伸到同乡情感的“差序格局”，真正
外推到“异乡人”的范围。如果说在第二层，还仅仅是情感（仁）推广到
异乡人的话，那么第三层则是伦理秩序（义）本身推广到“异乡人”的范
围。其中，最直接的方法便是如杨春和杨素贞之间结拜为兄妹，或者如
杨素贞拜宋士杰与万氏为干父和干母。在此之外，明清社会中还有很
多类似的拟伦理秩序，例如，地主、佃户之间的“主客伦理”，等等。也就
是说，正因为有“异乡人”的处境出现，“差序格局”本身在遇到危机的同
时更得到新的突破与升华的可能性，不再仅仅局限于原初的固定范围，
而有可能推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这三层的基础，最初的亲属感情与伦理
行为之深厚与否，其实是在异乡人境遇中能否真正成为好人以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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