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5 - 《社会》2019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重建基金 ３０２６ 亿元， １９ 个援建省市共投入
８２５ 亿元，灾区累计接受社会捐赠资金和物资 ７９７ 亿元，特殊党费 ９３
亿元，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分别支持 １００ 亿港元和 ５５ 亿澳门元。 ４ 与之
对应，四川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２００８ 年为 １０４１．８ 亿元， ２００９ 年
为 １１７４．２ 亿元。 ５ 可见，从资源动员角度来看，海量的灾后重建资源主
要来自于各级各地政府，社会捐赠资源仅占不到 ８％ 。
其次，就资源如何到达灾民手中和用于支持抗震救灾的途径而言，
体制内依然是主流渠道（史培军、张欢， ２０１３ ）。即使是体制外的大量社
会捐赠资源，也主要通过体制内渠道发放到灾区和灾民手中。邓国胜
（ ２００９ ： ７６－７７ ）指出，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汶川地震的救灾捐款共 ６５２．５ 亿
元，其中，党政部门募集资金 ３７９．３３ 亿元，占 ５８．１％ ；各级红十字会、
慈善会和公募基金会共募集 ２７３．１７ 亿元，占 ４１．９％ 。 ６ 红十字会和慈
善会都是参公管理单位，有的慈善会甚至是民政部门下属单位。在灾
后重建阶段，除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募
集的 ７４．１１ 亿元由其自行安排使用外，非灾区省份的地方红十字会、慈
善会或地方公 募 基 金 会 的 资金 大多由 政府 统筹使 用 （邓 国 胜， ２００９ ：
８９ ）。可以说，汶川地震后的社会捐赠资金主要流向了党政部门。
因此，无论是从资源来源还是发放渠道来看，政府都是灾后重建的
主角。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和绩效在救灾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陈
升、刘泽， ２０１４ ）。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以社会力量为主的灾后重建模式存
在很大差异。一项中美对比研究指出，在美国灾后重建中，保险赔付是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救助来源；而在汶川地震重建过程中，银行信贷和政
府补贴是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救助来源（石蜜蜜等， ２０１５ ）。这一资源动员
和配置上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也反映了常态社会
下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欧美等西方社会的资源配置是在政府、市
场和公民社会这三大力量的制衡中实现，但在中国这三大力量严重不均
衡，政府力量一家独 大。换 言 之，中国是 一个 政府 主导型社 会（李强，

４． 温家宝 ．２０１１． 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座谈会上的讲话［ 犖 ］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５． 数据来自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６． 也可参见民政部公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全国接收汶川特大地震救灾捐赠款物及使用
情况， 犺狋狋 狆 ： ∥狑狑狑． 犵 狅狏．犮狀 ／ 犵 狕犱狋 ／ ２００９０３ ／ ２０ ／ 犮狅狀狋犲狀狋 ＿ １２６３８９１．犺狋犿 ，网址访问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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