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8 - 《社会》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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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理论视角下的教育考试评分标准变异
具有人数优势的普通中学教师的发声能力和影响力明显超过重点中学
教师。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普通中学评卷教师采取的“相近
给分”标准迎合了考试院与评卷点的目标设定，而重点中学评卷教师采
取的“踩点给分”标准未能契合考试院和评卷点的目标设定。这是笔者
所参加的历次评卷中均出现的“惯例”现象。在评卷点注重平均速度，
考试院注重平均分的目标两歧下，普通中学评卷教师因为评卷的“多、
快、好、省”，既成为评卷点倚重的对象，也因其给出的平均分较高而得
到考试院的默许和鼓励。在评卷过程中，他们不断得到监管者的口头
表扬，在小组中脱颖而出，处于话语优势地位。他们的评分标准和评卷
方式会被小组长作为旨在提高团队工作效率的典型而在全组范围内不
断宣扬。组内其他组员出于降低“三评率”，提高自身评卷速度的需求，
也愿意向“劳动模范”们“相近给分”的标准主动靠拢。即便“模范”们偶
尔与组内其他组员开个玩笑，做一点与评卷无关的事情，也多半得到管
理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反观来自重点中学的评卷教师，往往
因为秉持“踩点给分”的标准，在评卷速度与平均分两个指标上未能契
合考试院与评卷点的目标设定而成为管理方和委托方眼中的“落后分
子”，不断遭到考试院和大组长的一次次口头提醒甚至批评，在小组中
处于话语劣势地位。他们所偏好的评分标准得不到其他评卷教师的借
鉴。一旦他们在评卷中稍事休息，或做与评卷工作无关的事情，会立即
招致管理者的口头警告。评卷结束时的优秀名额，也多半与他们无缘。
六、结论
通过运用控制权理论分析甲省新高考历史学科的评卷过程，可以
发现，由不属于同一官僚组织系统的事业单位协同参与的不稳定公共
组织过程，其治理模式并非介于发包制和松散关联制之间，而是更接近
高度关联型模式。委托方、管理方与代理方在治理过程中能够脱离各
自的常规工作节奏，紧密关联，高强度互动，有助于委托方实施自上而
下的政策执行过程。专业技术权威赋予委托方具有驾驭管理方与代理
方的组织合法性，有助于委托方有效行使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
励分配权。
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稳定互动的高度关联型模式下，委托方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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