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7 - 《社会》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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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５
把握组间进度差异，当接到大组长加快速度的指令后，小组长通常会要
求本组组员采取紧扣参考答案的“踩点给分”标准。然而这一标准在提
高平均速度、降低“三评率”的同时，又会导致平均分的下降。这时，考
试院巡视员多半会出面，向小组长下指令，要求提高平均分，使得小组
长转而向组内成员宣布“相近给分”的新标准，从而造成评卷初期两种
评分标准交替使用的“折腾”现象。
当评卷进入中后期，考试院、评卷点与评卷教师三方已经渡过磨合
期，对试题和参考答案的理解渐趋一致。在此期间，评卷教师的行为偏
好会对评卷点与考试院两者的目标设定产生影响，后者根据这些量化
指标的波动，对评卷教师进行正、负反馈的双向调节。考试院的“平均
分”导向与评卷点的“平均速度”导向使得评分标准从评卷初期的两极
震荡向“相近给分”一边倒，在评卷教师中产生出“落后分子”与“劳动模
范”的两极分化。不少重点中学的评卷教师被带上“落后分子”的帽子，
受到评卷点的规训和督促，处于劣势地位。而普通中学的评卷教师则
往往被戴上“劳动模范”的帽子，得到评卷点的表扬和奖励，处于优势地
位。其原因有二：
第一，在评卷小组商议评分标准的环节，普通中学教师凭借人数优
势获得相较重点中学教师更强势的话语权。作为实施方的一线评卷教
师主要来自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两者抽调的评卷教师在数量分布上
并不均衡。甲省教育考试院（ ２０１６ ）对选调的中学教师标准有明确规
定：“教龄 ３ 年及以上，具有中学一级教师职称及以上的在职在编高中
现任教师”。这一门槛既将处于教育质量下游位置的中学教师挡在门
外，也有效过滤了在重点中学或普通中学任教但业务能力与职称未达
标的教师。因此，参加评卷的中学教师，无论是个人业务水平抑或所供
职的单位均是中上水平，“差学校”、“差教师”参加评卷的概率被减至最
低。与此同时，教育考试院希望尽量调动下属各中学的积极性，“抽调
的评卷教师要兼顾各高中学校之间的平衡”（甲省教育考试院， ２０１６ ）。
普通中学教师的群体基数远远大于重点中学，因此，参与评卷的普通中
学教师数量也明显超过重点中学教师数量。 ２ 不难想象，在这一环节，
２． 鉴于对抽调教师个人资料的保密制度，本文无法对历次评卷教师的个人信息进行量化统计
分析。然而据笔者对历次评卷教师个人信息材料的目测观察，在数量分布上，来自普通中学
的评卷教师远远多于重点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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