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2 - 《社会》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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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游戏”：网络直播行业的薪资制度与劳动控制
工厂的“去技术化”通过特定的管理制度和机械手段剥夺了工人对生产
过程和自身劳动的控制权。网络主播虽然在工作的地点、时间和内容
方面有较多的自由，也即拥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但却丧失了对劳动
成果及其数量的控制权，无法厘清劳动付出与薪酬的关系。
“假人气游戏”深刻揭示了直播平台薪资制度的矛盾点：可以“主
观”操控的“客观”。虽然消费者被赋予评价、考核的权力，与劳动者建
立了直接关系，但平台方并未退场，而是隐身幕后实施劳动控制。平台
方将消费者的评价信息或观看数据作为劳动考核的一个重要标准（吴
清军、李贞， ２０１８ ；赵璐、刘能， ２０１８ ）。但这些信息和数据往往并非公开
透明，它们掌握在平台方手中，为平台方的操控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既
可以是激励网络主播的手段，也可能成为平台控制和打压网络主播的
工具。劳动者可能因为双方部分利益的调和而默许平台方操控数据的
行为，但这不足以解释整个网络直播行业对这种操控和剥削的同意，我
们还需要深入关注“人气”计件薪资制度对签约主播主观意识的影响。
五、命运自主：平台经济的意识形态
人气数据虽然可以被操控，但其与直播的劳动质量、主播的发展前
景之间的勾连依然有效。劳资双方都默认“越是大主播，越有资格享受
假人气”的江湖规矩。在假人气问题上，主播与平台各取所需，双方的
利益得到调和。为了“光明正大”地使用假人气、获得假人气带来的利
益，网络主播们自愿加入了这场人气游戏，不断地通过自身努力增加人
气，这反而构成平台经济意识形态支配得以进行的切入口。
主播不仅在人气考核要求和假人气利益的诱导下努力增加自己的
人气，服膺了平台方的利益诉求，还发展出了“能给平台赚钱才是硬道
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观念。主播的命运自主意识是薪资制度
与平台经济的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定薪与考核的博弈中，由
于没有法律和行业标准的保护，主播只能遵循适者生存的丛林逻辑。
人气计件制度使主播产生了极度商品化的劳动观念，认为劳动力必须
转换为有效劳动才有价值。平台经济的意识形态则将直播行业的薪资
建构为一种没有稳定性和保障性的红利，因而，即使面临剥削与宰制，
主播也很少向平台方主张劳动权益，反而愈发强调自己应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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