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1 - 《社会》2019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限制你的人气。”即使申诉，公司也未必承认。 犅 相信，自己再好好干一
段时间，熬过人气限制就会获得加薪。
犅 在直播间的关注人数超过 ２０００００ 后终于获得了一次涨薪，他
的底薪涨到了 ８０００ 元／月。但是，在 犅 的底薪增加了 １ 倍多时，平台
对他的考核标准却是原来的 １０ 倍———实现“有效劳动”的最低在线观
看人数涨到了 １００００ 。
犅 害怕粉丝主动给他买假人气的行为被平台知道后成为平台方打
压他的借口。一旦如此，他又得为提升“人气”数据和薪资付出大量的
额外劳动。
（四）利益的协调
依据平台的薪资制度，随着人气的上涨，签约主播拥有加薪机会；
但与薪资制度紧密相关的考核制度也会随之调整，即直播的有效时长
和对“有效”的界定也会发生变化。这就好像“浮动的天花板”（谢国雄，
１９９７ ；蓝佩嘉， １９９８ ）。人气考核指标会因签约主播业绩的提高而不断
提高，但是关注人数达到多少能加薪、加薪后的有效时长将如何设置都
由平台方决定，没有明确的制度。这便解释了为何 犅 的基本工资上涨
１ 倍多，人气考核标准却翻了 １０ 倍。
这种模糊赋予劳资双方操弄数据的空间。假人气成为主播与平台
方默认的一种游戏：签约主播利用假人气吸引观众，同时使自己通过平
台的人气考核；平台方利用假人气炒作主播、刺激消费。在这个意义
上，劳 资 双 方 的 利 益 得 到 了 调 和，假 人 气 游 戏 起 到 了 “制 造 同 意”的
效果。
作为评价主播劳动质量的重要尺度，“客观”的人气数据被平台“主
观”操控，失去了标准化的基础，赖以运作的薪资制度也随之失去标准
性。真实的人气数据受平台方控制，信息不对称使主播始终处于弱势
地位，命运尽掌握于平台方手中。
虽然同样实行计件式薪资制度，但是在传统工厂和销售行业中，劳
动者可以相对清楚地掌握自己的劳动数量，劳动力转化为有效劳动的
途径比较明确、稳定。网络主播的有效劳动考核标准因操纵人气的行
为而失去了标准性，有效劳动被平台方操纵成“无效劳动”，因而主播需
要比计件工付出更多额外劳动。业绩提升的签约主播因此无法及时得
到认可并获得相应的奖励，反而可能受到打压。布雷弗曼（ １９７９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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