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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２

居民还可以拿到 ５ 万至 １５ 万的一次性“签约比例奖”。这两个规则借
鉴了其他城市棚户区“自治改造”的经验，在平城尚属首例，意在将此前
被忽略的社会力量纳入。不同于原有经验中 １００％ 或 ９９％ 的极高比例
要求， 犜 项目将比例 设 定 为 ８５％ ，也 间接 体现 出对 压力 范围的 控 制。
在利益捆绑之下，未签约居民成为众矢之的，如果要求 １００％ 签约才能
启动，无视该户的实际情况，容易导致一些过激行为； １９ 将签约比例降
至 ８５％ ，意味着在引入社会内部压力的同时，还存留了一定的自主权
衡空间。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伴随着最后期限的到来，居民们相互施加
压力的方式不断升级，从最初温言相劝，到后来在微信群中或者实地施
加较为激烈的言语压力，或拨打市长热线举报未签约户的非法经营等
行为。但与“精准打击”的逻辑相似，居民对加压对象也有选择，主要针
对其认为没有实际居住困难，只是以拖延为策略希望博取更多利益的
人，而非那些子女众多、经济不佳、拆了以后确实没地方住的家庭。尽
管后者也会使该楼已签约户损失一些签约比例奖，但这是被社会内部
所理解的。因此，通过启用利益捆绑机制但又在签约比例上做出让步，
基层政府既引入了社会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压力。
至此，本文论述了制度硬化在实践中的三个层次：从最初约束性地
设定外部条件，到中期规则性地建构让步环节，到最后有底线地施以行
政压力。 犜 项目在不同阶段调用不同的群体和资源，逐层冲淡“硬化”
的边界制约，使权力在看似公开、透明的“正式化”运作中仍保有潜在的
伸缩进退的余地，由此可看出新阶段政府在行使权力时的精妙和节制。

五、小结和讨论

在 犜 项目运作成功后，这种模式在平城迅速推广开来。 ２０１７ 年，
犇 城区启动了 犠 项目，与 犜 项目仅几步之遥，具有同样的地理特殊性，

但住户结构及建筑形态更为复杂、体量更为庞大（共 ５５８９ 户，分为 １８
个分指挥部）。有了 犜 项目的经验， 犠 项目从项目部组建到签约期结
束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达到了 ９８％ 的签约率。此外，一些原有模式下烂
尾停滞的项目也逐渐以新模式重新启动，效果明显。可见， 犜 项目的探

１９． 在央视对曹家巷作为全国首例“自治改造”探索的报道中， １００％ 的签约比例要求引发了
改造范围内棚户区居民对商品房居民一定程度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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