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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
所指出的那样，正式组织与意识形态是中国革命的两个柱石。的确，意
识形态特别是革命认同和民族意识成为新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意识形态与组织力量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既互为依存又互为替代的
微妙关系。在建国初期，社会分化有限，革命热情便直接成为助燃意识
形态的推动力，人人甘当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此阶段可谓组织基础上
的机械整合；即意识形态的一体化替代了历史上的观念一体化功能。
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热情伴随着频繁的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官僚制正
式程度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组织的成本。
组织基础上的政治教化虽然奏效一时，但不同于科举制基础上观
念一体化产生的润物细无声之效。葛兆光（ ２０００ ： ８７－８８ ）在讨论中国
历史上的思想演变历程时观察到，历史上的主流知识与思想，一旦得到
官方垄断的地位，“被提升为笼罩一切、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则随之
没有了生气，很快沦落为教条和空泛的命运。结果是，意识形态的维系
和发展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其组织基础，受约于正式组织管控。新近的
研究指出，在 １９４９ 年以来的国家建设中，意识形态运动与高度组织化
密切相关，这一点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杨奎松， ２０１３ ；陈
徒手， ２０１３ ）、干部队伍建设（张静， ２０１７ ）和工厂制度（贾文娟， ２０１２ ）的
诸研究中可见一斑。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组织管控，从官方宣传、文学艺
术到电影电视、教育出版等等，更是国家建设中组织一元化趋向的突出
标志。
我们可以从观念一体化到组织一元化的历史演变来认识中国国家
治理在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就人民共和国近 ７０ 年的短暂历程来
看，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方向相反的双重过程：一方面，组织机制、组织规
模和组织能量日益增强；另一方面，相比之下意识形态逐渐仪式化，在
社会整合上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代，随着当代社会的多元
化发展，执政党与知识分子、宗法组织、社会团体不再能够通过观念一
体化加以有效整合，只能更多地依赖强有力的组织制度连接之。各种
强行的组织措施应运而生；例如名目繁多的仪式性活动、严格的规章制
度、政治活动打卡计时，数目字化技术管理，等等。在强化正式组织统
辖的大趋势下，社会不同领域只能越来越通过行政链条和组织激励强
行焊接为一体，显示出简单、生硬、武断的特点，一系列矛盾也随之突出
尖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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