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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２

此，这一体制趋于保守求稳，以便维持各领域各区域之间脆弱的平衡。
黄仁宇（ ２００１ ： ２１９ ）注意到，“明朝或清朝政府都没有货币工具，政府不
鼓励管理不到的经济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几乎等于压抑国家经
济中较前进的部门，以便和较落后的部门同步。一致性可以降低区域
间的不平衡。…… 这个体制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和外国的接触必须
小心过滤，以免破坏微妙的平衡。”历史上官方对商业经济发展的低度
容忍和反复抑制打击，其中的道理就在于，随商业经济而来的社会分化
和新型交易关系与已有治理结构相悖，会导致治理成本陡然增加。
观念一体化的逻辑结果是抑制社会的专业性分化，限制新的组织
形式和协调方式的兴起，阻碍新的社会机制的出现，导致社会发育不
良，甚至停滞不前。贾志扬（ １９９５ ）在他关于宋代科举活动的研究中提
及李约瑟的一个有趣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技术发明创造没有推动社会
变化，而是为官僚制度统治之术所用。例如，印刷术在欧洲引起新教革
命和社会演变，但在中国成为强化官僚制度的工具，促进了文牍官僚体
制的过度成熟（贾志扬， １９９５ ： ２２ ）。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分工的程度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所限制，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在中国社会背景
下，我们也可以提出如下命题：社会的分化和发育程度由官僚体制的扩
张程度所限制；但两者呈负相关趋势。
结果是，中华帝国的统治模式依赖内部封闭性来维持稳定，导致组
织机制反应缓慢，牺牲效率，社会缺乏自我更新进步的动力。在单一的
农业社会基础上，这一状态尚可长期持续下去。但进入近代社会，国门
打开，在与其他国家竞争生存的条件下，这一治理模式则难以为继了。
晚清危机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从根本上摧毁了这一同构性制度基础。
二十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废止，士绅流向城市，作为这一松散关联结
构凝聚力的士大夫一旦散去，各组成部分顿时四散而无关联（杜赞奇，
２００３ ；罗志田， ２０１４ ）。 ２

２． 在结束关于历史上科举制与帝国逻辑关系的讨论之前，需要对本文上述立论的边界加以
说明并限定。首先，虽然本文着眼于唐宋以来科举制度与帝国逻辑的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和
基本命题也适用于其他非科举制时代，即在一个观念制度兴盛的时代，其组织形态则更多地
体现出松散关联的形态。其次，本文涉及了中国历史上的帝国逻辑，但关于科举制度及其制
度化过程的讨论主要是依据明清社会史研究成果；这些命题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其他历史时
期，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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