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3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１

彼此严重冲突，研究者将如何取舍，又如何总结？
其次是“推论区位谬误”问题。根据渠文所述，整体的“结构”提取
自个别的“关联”或“机制”。分析路径其实是从“个案”直趋“理论”（渠
文“结构”即是），其中并不经过“总体”，也不涉及“总体”。因此，渠文所
述的个案研究可能得回避“整体特质为何”之类的问题，毕竟渠文的“整
体结构”乃由“个别关联／机制”整合而来，与“总体”特质无关。上述两
条路径看似各有逻辑，都能言之成理，但原本针对个别个案的“个别关
联 ／机制”经过整合、提取为“整体关联／机制”（可称之为结构）后，似乎
并未就“整体特质”进行验证。既然如此，怎么能保证其适用于整体情
况？换言之，上述推论过程中可能存在“区位谬误”问题：对“个体”性质
的总结未必能够适用于“总体”。
总而言之，上述无论“区位谬误”问题还是“机制收敛”问题，甚至包
括前述的“循环收敛”问题，其实背后道理都相通。据笔者推测，渠文之
所以未曾意识到上述问题，关键可能在于作者似乎偏向“过度社会整
合”预设———“社会各组成部分存在密切互动、也存在高度整合”。倘若
如此，无论是之前在“循环理解”时可能遭遇的收敛问题，还是在“结构
提取”时可能遭遇的收敛问题，或者进行跨层次时的直接推论，似乎都
不成问题，起码绝不太严重。毕竟，在高度整合的社会中，只会演化出
一种支配性的、总体面的“逻辑”，而无论哪个个案，都将深刻反映上述
逻辑。也因此，一旦深入探索，从每个个案中都能看到“结构”。如渠文
所言：“从结构上围绕项目体制构成了总体上的新型技术治理体系，全
体社会也必然要依此运转。这样的结构形态及其内在的运作机制，我
们在各行各业都能深切地体会到。” ２８
上述偏向“结构”的预设也是渠文个案方法的预设，但也仅仅是个
“预设”；现代社会是否如此高度整合，其实是需要经验分析且会得出不
同结论的问题。但一般而言，受到“涂尔干传统”熏陶者或偏向“功能论
视角”者，甚至更极端些，只要身为“社会学”社群的一员，估计都会不自
觉地流露出上述“过度整合”的倾向。从这个角度说，渠敬东的个案方
法体系，也暗自展现着其源于“社会学传统”的深刻烙印。这样的理论

２８． 渠文作者又用乡镇企业举例，“乡镇企业的兴衰，完全是与整体社会‘结构化’的方式及其
转变密切相关的，我们甚至从某个乡镇企业的生命历程中，亦可反观到这一社会结构化的普
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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