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1 - 《社会》 2018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５

富农形态，因此富农作为与帝国主义、旧式封建剥削形式同时相关联的
群体，自然无法成为革命的“同盟者”。因此，这份指示明确指出：
目前在全党之当前的任务是要发展农村无产阶级运动与
联合农村贫民群众。这个任务的解决，必要“不顾虑”富农，不
要畏惧“他离开革命”。在现在的环境之下，当着不少的富农
已经被国民党利用以压迫农民运动的时候，这种畏惧是完全
不正确的。（中央档案馆， １９９１犪 ： ６９５－６９６ ）
这样一种将富农作为“革命敌人”的判断，在 １９２９ 年后的 １９３０ 年、
１９３１ 年间进一步加剧，上升到了从组织上肃清富农的程度：
乡村中的富农土豪与政府的官吏都不许加入农民协会。
假使发觉某一乡村的农民协会有富农在内，党应当努力把富
农洗刷出去。（中央档案馆， １９９１ 犵６２６ ）
：
在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对富农问题的新的指示之后，富农
问题成为 １９３０ 年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中的重要问题。也正是在这样
一种基于对总体革命形势、阶段判断的转变之下，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
缘何在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专门作出了《富农问题》决议案来详细界定富农。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对富农判断的转变固然和当时中国革命的
具体形势有关， １４ 同时也和当时苏联国内的革命情势有关。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２９ 年，正是苏联新经济政策逐渐废止、农业集体化运动逐渐酝酿并发
展起来的历史时期。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意识形态上属于社会主
义性质，在集体化运动的具体策略上体现为对富农与富农经济的消灭。
１９２８ 年的苏联土地法令中就开始明确提出剥夺富农在村社大会上的表
决权与被选举权。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联共（布）中央又通过了《关于组建农业
合作社的决议》，从而真正在实践中剥夺了富农在村社大会上的权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在 １９２９ 年公开提出了“消灭富农”的口号，强调
要从过去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的政策（参见沈志
华，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５ ；徐天新、郑异凡， ２０１３ ）。同时，苏联国内的富农问题还衍
生出了一系列政治与路线问题而贯穿此一时期的苏联革命实践。

１４． 随着朱毛红军在赣南闽西的军事行动以及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共产国际不再完全认为
１９２９ 年前后的中国革命处于“完全低潮”阶段，那么，以何种态度面对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
究竟应该怎样避免党内自“大革命”以来出现的对革命的“消极态度”问题？这些都促使共产
国际在 １９２９ 年指示中国党应该反右倾和反富农。

· ８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