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9 - 《社会》 2018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５

和宗教实践混合性的观点，即宗教信仰很少与某个独立的宗教组织联
系在一起。

六、结论与讨论
社会调查在中国已成为研究社会现象的主流方法之一。尽管以往
对中国宗教现象的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但由于社会调查能够提供对
总体有代表性的量化数据，其在估计信徒规模、描述信徒群体社会人口
特征的分布、检验宗教信仰与其社会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方面均优
于田野观察和个案访谈。但社会调查并非做研究的“万金油”，仅当被
研究的现象能够较好地被测量时，定量方法才优于定性方法（ 犓犻狀 犵犪狀犱
犘狅狑犲犾犾 ， ２００８ ）。在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时，受西方测量工具的影响，
问卷调查通常直接询问受访者的宗派身份（“您信仰什么宗教？”），而且
选项通常是单选。长期以来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和基于田野观察的研
究难以达成一致的结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样的问卷调查难以如实
地采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状况。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宗教的特征以
及中国人对待信仰的态度与西方迥异，如混合性、包容性、制度化和组
织化程度低、信仰和实践之间不一致等，导致那些在西方社会调查中最
简单基础的问卷题目并不适用于中国（ 犎狌 ， ２０１７ ）。但在没有经过数据
检验之前，这些观点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如何改进测量也缺乏供参考
的经验证据。
作为追踪调查的 犆犉犘犛 提供了一个检验宗教测量准确性的机会。
通过在四年之内分别采用以宗派为中心和以神灵信仰为中心的提问方
式来比较同一批人前后两次回答的异同，尽管不能排除少数受访者在
此期间改变了信仰这种可能，但前后两轮调查结果大致可以说明这种
差异主要是由不同的提问方式导致。本研究通过上述对 犆犉犘犛２０１４ 的
测量改进，以及将其与前后两个轮次采用传统测量方案的数据加以比
较，基本认定中国人对“宗教”一词缺乏明确的认知和中西社会宗教信
仰之差别会影响问卷调查的准确性。首先，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虽然
声称不归属任何宗教派别，却信仰具体的神灵，中国人对宗教的认识更
可能是神灵本位而非宗派本位的。其次，对宗教实践提问得越具体、越
详细，越可能观测到较高的宗教实践参与率或活跃度，而笼统地提问参
与“宗教活动”的频率则有可能低估受访者的宗教活跃度。可见，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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