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9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等，地方官员非常在意边疆秩序的安定。由于各大银矿区在嘉庆四年
（ １７９９ ）之后产量锐减，越来越多的矿工失去了工作，他们四处活动，间
或到富裕坝区抢劫粮食，组织起来的山区村寨甚至拒绝向土司缴纳赋
税。意识到山区失业矿工问题逐渐威胁到了社会的安定，云贵总督书
麟等人与各地方知府、知县积极筹划，设法寻找清政府在山区的代理
人，以达到缓和山区社群与土司的矛盾、平息争议、稳定社会秩序的政
治效果。自然，铜金和尚成为地方官员心目中的绝佳人选。地方官员
希望利用铜金和尚的宗教影响力和地方人脉关系，协助自己处理盗劫
案件、协调山区村寨与孟连土司之间的争议。
另一方面，清缅战争之后，云南各地方政府由于战争期间的军需物
资供应、运输劳役等开支积累了大笔财政赤字。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手
官员离任之后，账目更加难以追查，从云南省至各府州县，地方财政亏
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调用军队来解决山区治安问题，地方官员
及财政显然难以承受。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 ），总督、知府等地方官员向朝廷
建议采取招抚策略，向铜金和尚授予土司职衔，让他帮助地方官管理山
区民众。地方官员的建议和讨论源源不断地以奏折的形式传到紫禁城
中的皇帝手里，嘉庆皇帝事无巨细地参与并主导了对铜金和尚采取或
“剿”或 “抚”的 政 治 措 施。 不 过，从 嘉 庆 四 年 （ １７９９ ）至 嘉 庆 十 八 年
（ １８１３ ）的十多年间，从故宫档案中可以看到，不论是皇帝、地方官，还是
铜金和尚及孟连土司，不同的参与者以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参与到事件
的协商过程中，在相互摸底的拉锯中谋求各自的利益，但是他们对此时
边疆社群面临的清朝和缅甸两个国家的政治大局却茫然无所适从。因
此，银矿生产的萎缩、孟连土司管理体系的崩坏，缅甸和暹罗在中南半
岛的兴起，在这些外在条件和政治地理格局的限定之下，皇帝的决策和
铜金和尚的谋划都被限定在一个边疆政治的地方性框架内。
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 ），铜金和尚应威远地方官的要求，帮助官府捕获了
率领山区民众和失业矿工渡过澜沧江到盐井区抢劫的杨金等邦奈一带
的村寨头人。铜金跟知府、道台协商，承诺协助维持“江外”即澜沧江西
岸山区的社会秩序。在银矿萎缩、失业矿工四处流动寻找生活出路的
情况下，孟连土司不时向清政府报告社会治安恶化、坝区摆夷村寨遭到
山区强人骚扰和抢劫的问题。地方官当然不愿意让事态扩大、自找麻
烦，否则考核升迁也会受到影响；同时铜金和尚又保证，自己完全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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