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8 - 《社会》2018年第3期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

现户籍身份的转换，如工程征地中的移民安置、城镇化过程中的“村改
居”等。
本文将参照已有研究，按选择性和政策性两种类型来划分“农转
非”群体（郑冰岛、吴晓刚， ２０１３ ）。具体理由如下：这两类“农转非”均贯
穿并发展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大背景之下，选择性“农转非”蕴含着较为
强烈的个人禀赋因素和制度对个人的选择性；政策性“农转非”则并非
是直接的个人努力的结果，其实现受到特殊政策的强烈影响。这一划
分与本文将使用的资源获得的类型与程度的解释框架在逻辑上是一致
的（具体内容将在后文呈现）。
（二）“农转非”：性别分层及户口的收入回报效应
性别分层是“农转非”研究中较为缺乏的一个视角。如前所述，在
涉及“农转非”的性别差异的相关研究中，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
在 控 制 了 相 关 因 素 后，农 村 女 性 实 现 “农 转 非”的 可 能 性 高 于 男 性
（ 犌狅犾犱狊狋犲犻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０ ； 犠狌犪狀犱犜狉犲犻犿犪狀 ， ２００４ ； 犣犺犪狀 犵犪狀犱犜狉犲犻犿犪狀 ，
２０１３ ）。吴晓刚和特雷曼（ 犠狌犪狀犱犜狉犲犻犿犪狀 ， ２００４ ）通过分析“当代中国
生活史与社会变迁” １９９６ 年的数据发现，教育获得、党员身份和参军入
伍是实现“农转非”的三个重要方式，在这三方面，农村男性都显著优于
农村女性；但他们惊奇地发现，样本中 １１．８％ 的农村男性获得了非农
户口，而农村女性获得非农户口的比例达到了 １０．８％ ，并且在控制了
教育、党员身份以及参军入伍因素后，农村女性获得非农户口的可能性
比农村男性更高。此外，边燕杰和李颖晖（ ２０１４ ）进一步通过历史变迁
的维度来考查，他们利用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犆犔犇犛２０１２ ）数
据进行的定量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因素后，改革初
期及以前（ １９９７ 年之前），女性“农转非”的机会远高于男性，但是到了
改革中后期（ １９９７ 年之后），男女的机会趋于平等。需要指出的是，这
些研究并没有深入探讨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了这一结果，而是简单地将
其归 结 为 女 性 独 特 的 婚 姻 通 道。 张 卓 妮 和 特 雷 曼 （ 犣犺犪狀 犵 犪狀犱
犜狉犲犻犿犪狀 ， ２０１３ ）的解释则是，相当多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女性通常依靠
婚姻实现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因此这一结论不足为奇。值得提及的
是，项军（ ２０１１ ）通过 犆犌犛犛２００３ 和 １９９６ 年“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
迁”数据进行了再验证，认为婚姻的确是女性获得非农户口的一个重要
渠道，并通过婚姻市场中的女性向上求偶现象和交换理论对该现象进

· １ １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