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社会》2018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３

始之前的“农转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选择性（吴晓刚， ２００７ ）。有研究
表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和参军经历会显著地提高农村人口
“农转非”的可能性（ 犠狌犪狀犱犜狉犲犻犿犪狀 ， ２００４ ），其中参军经历和党员身份
间接起作用，只是增加了转干和招工的机会（郑冰岛、吴晓刚， ２０１３ ）。
当然，在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户籍身份转变方式外，也存在由特殊政策带
来的隐性的“农转非”方式，随家属转户就是其中之一。这原非户籍制
度的本意，实际上却产生了一部分通过隐蔽通道实现“农转非”的群体
（ 犡犻犪狀 犵２０１５ ）。
，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冲击着原有的户籍制度，尤其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于是，国家开始有意识地
调整、改革和完善彼时的户籍制度，将原来的指标控制转变为准入条件
控制；“农转非”的途径也逐渐多元化，撤村建居等集体性转变成为“农
转非”的重要方式。就集体性“农转非”而言，各地区采取的方式并不一
致，主要有“土地财政”驱动下的“土地换户籍”政策、以土地换小城镇社
会保障模式、整体上将失地农民接纳为城市居民等（常进雄， ２００４ ；徐元
明， ２００４ ）；代表性的实践是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开展的
试图彻底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壁垒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当然，在学者看
来，上述演变过程也是国家对公民权利逐步松绑的过程（刘力， ２０１２ ）。
“农转非”是中国户籍制度中的特殊现象，农村居民的市民化不仅意味
着其居住地域的变迁和户籍的改变，而且蕴含着农民向市民角色转型
的内涵。
以上，本文梳理了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下“农转非”途径的多元化
发展：从早期较为严格的转变途径到后期特殊政策引导下的集体性转
变大量出现。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非农户口获得的难度在降低，且
“农转非”的规模在扩大。虽然同样是从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户口，但
通过不同途径实现“农转非”的群体有较大差异。早期，有学者（ 犆犺犪狀
，
犪狀犱犣犺犪狀 犵１９９９ ）将“农转非”途径总结为常规途径和特殊途径，前者指
招工、招生、招干和个人因素，后者则偏重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临时性政
策。类似的归类体现在郑冰岛和吴晓刚（ ２０１３ ）的研究中，他们将实现
“农转非”的群体划分为政策性和选择性两种，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是
指遵循精英选拔机制，即依靠个人能力禀赋实现“农转非”，如升学、招
工、转干、参军等；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通常指依靠国家政策集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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