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社会》2018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３

行了解释。可以发现，上述研究虽然已经指出了男女两性在获得非农
户口上的差异，但并没有对这种性别差异形成的具体途径进行分析，更
没有对这些途径进行系统的时间（历史）维度下的分析，这正是本文着力展
开的工作。
在对“农转非”的收入回报效应的考察上，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
切入进行了探讨。比如将“农转非”群体视为一个整体，与其他人群（如
城市流动人口、非农出身的城市居民等）进行收入的比较分析（李云森，
２０１６ ；魏万青， ２０１２ ）；也有学者通过个体获得非农户口的时间来划分
“农转非”群体，如谢桂华（ ２０１４ ）利用 犆犌犛犛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１ 三年的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幼年至青壮年时期实
现“农转非”的群体，其未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发展优于未实现“农
转非”的流动人口，而在青壮年期之后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口则很可能成
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底层。
此外，较多的研究还从“农转非”实现的途径上进一步区分并探究
了其收入差异（郑冰岛、吴晓刚， ２０１３ ；李云森， ２０１４ ）。郑冰岛和吴晓刚
（ ２０１３ ）的研究发现，户口转换带来的收入优势仅限于通过选择性途径
实现“农转非”的群体，他们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进一步揭示了户籍
身份在市场部门内对收入影响逐渐式微的过程。李云森（ ２０１４ ）使用
犆犌犛犛２００８ 的数据分析了在农村成长的经历对个体收入的影响，通过
比较由选择性途径之外的其他途径实现“农转非”的群体和城镇户籍出
身的本地居民后发现，成长在农村的个体其收入比成长在城市的个体
低约 １０％ 。通过回顾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基于性别差异的户口收
入效应的考察几乎没有涉及。当然，也有部分文献以城市流动人口收
，
入（或职业获得）的性别差异来探讨户口效应（ 犎狌犪狀 犵２００１ ； 犉犪狀 ， ２００３ ；
曹永福、宋月萍， ２０１４ ；程诚、边燕杰， ２０１４ ；黄志岭， ２０１０ ）。笔者认为，
通过不同性别的“农转非”群体来考察户口所附带的优势更具有说服
力。因此，本文将着重分析非农户籍对不同性别群体收入的影响，并进
一步在时间（历史）维度下考察其变迁过程。

三、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社会性别角色一直被用来探讨和解释两性在教育、职业和收入等
诸多社会领域中的不平等议题。受传统的父权文化与性别歧视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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