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4 - 《社会》2018年第3期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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犣犺犪狀 犵２００１ ； 犛狅狀 犵２０１６ ； 犣犺犪狀 犵犪狀犱犜狉犲犻犿犪狀 ， ２０１３ ；魏万青， ２０１２ ；谢桂华，
２００７ ）。因此，从制度层面上实现“农转非”（即由原来的农业户口转变为
非农户口），成为农村居民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改变自己及子女后代不
利位置的一个努力方向（ 犠狌犪狀犱犜狉犲犻犿犪狀 ， ２００４ ）。与非农户口出身的城
市居民不同，对“农转非”群体而言，非农户口的获得是一种“后致性”资
源，而这一资源的获得途径受到户籍政策的极大影响。在严格的户籍管
理制度下，“农转非”名额有限，农村居民只能依靠升学、招工、转干、随家
属转户等途径获得。已有研究认为，人们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具有高度

选择性（ 犲狓狋狉犲犿犲狊犲犾犲犮狋犻狏犻狋 狔 ），即那些流入城市获得非农户口的人基本上
是农村中极其优秀的精英群体（ 犠狌犪狀犱犜狉犲犻犿犪狀 ， ２００４ ；吴晓刚， ２００７ ）。
因此，获得非农户口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改革开放是一枚松动剂，为
了配合城镇发展的需要，政府逐渐放宽户籍政策，农村人口获得非农户
口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政府的工程征地、村改居等形式的“农转非”（政策
安置性户口流动）陆续出现，进而使“农转非”群体乃至整个城市居民群
体都呈现比以往更强的异质性（郑冰岛、吴晓刚， ２０１３ ）。需要指出的是，
与依靠个人禀赋和家庭资源实现“农转非”的群体相比，那些通过政策实
现集体性“农 转 非”的 群 体一 般不 具 有 显 著 的“选 择”特 征（ 犣犺犪狀 犵犪狀犱
犜狉犲犻犿犪狀 ， ２０１３ ）。
目前，不少研究已经充分关注到了“农转非”群体的异质性（郭虹，
２００４ ；李云森， ２０１４ ；李颖晖， ２０１４ ；郑冰岛、吴晓刚， ２０１３ ）。这一异质性
源于其实现“农转非”的途径不同，如长期研究中国户籍制度的美国学
者（ 犆犺犪狀犪狀犱犣犺犪狀 犵１９９９ ）将“农转非”途径归结为常规途径和特殊途
，
径；郑冰岛和吴晓刚（ ２０１３ ）则将其划分为政策性“农转非”和选择性“农
转非”，使人们加深了对该群体及户籍制度的理解。但我们梳理相关文
献后发现，很少有学者通过性别差异视角来探讨“农转非”问题。如前
所述，本文认为，非农户口的获得对“农转非”群体而言是一种“后致性”
的宝贵资源。社会性别角色观念极大地影响着男女两性在各种资源获
得上的差异，如教育、职业、健康等，那么在“农转非”问题上，男女两性
是否也存在差异呢？早期有学者研究表明，尽管中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后期经历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但农村女性想要实现“农转非”
，
仍十分困难 （ 犎狌犪狀 犵 ２００１ ），相关 的 实证 研究 并不多见。有西方学 者
（ 犌狅犾犱狊狋犲犻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０ ）就湖北省 １９８５ 至 １９９０ 年的性别与迁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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