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5 - 《社会》2018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任何记载，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梧州城当时异常复杂的官僚
体系。嘉靖末年之前，梧州城的主要功能在于应对西江“瑶乱”，实质上
是一座军事型城市。此为梧州城与西江流域其他府城最大的区别。从
成化初年至嘉靖末年，梧州城内除了梧州府府衙与苍梧县县衙外，还设
有总督、总镇、总兵三府。总督府权位最重，苍梧知县则最为卑微。当
其时，梧州城内商业并未发达，城内事务基本以军务为主。在这样的背
景下，梧州城的大小事务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地方官员的管辖范围，
而是属于总督、总兵等高级武官权责范围内的军务。《苍梧军门总督
志》对总兵的职责有如下记载：
总兵官镇守两广地方，于梧州府内驻扎，居中调度，操练
军马，修理城池，防御贼寇，抚安人民。（应"， １９９１ ： ２２ ）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总兵除了操练军马外，还需负责城池修护、
抚安人民等事务，而这些事务原本应属知府或知县的权责范围。在这
样的行政构架下，需要梧州知府或苍梧知县处理的事务甚少，地方官员
在梧州城的官僚体系中基本处于从属地位。同时，三府武官首先关注
的是如何平定“瑶乱”，而非城内社会的稳定，梧州城只不过是其平定西
江“瑶乱”的大本营。
因此，在嘉靖末年之前的各种史料中找不到有关梧州城火灾记载
的原因就很容易理解了。在负责梧州城事务的武官眼中，城内火灾的
重要性远低于大藤峡等地发生的“瑶乱”。当武官对“瑶乱”应接不暇之
时，火政不可能成为其日常事务的重心。作为史料“制造者”的武官，自
然亦不会将梧州城的火灾情况记录到档案、日记等文献之中。嘉靖末
年以后，火灾始见于文献记载，正是大藤峡“瑶乱”平定以后华南区域格
局及梧州城内官僚权力体系变动的结果。

三、明末官僚体系的变动与梧州城火政事务的出现

嘉靖中后期，西江上游地区的“瑶乱”基本平定，但广东沿海地区的
动乱却日趋严重。动乱地点的转移对梧州城内的官僚体系产生了重大
影响，两广总督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大藤峡地区的“山贼”，而是广东沿海
地区的“海盗”。嘉靖四十三年（ １５６４ 年），两广总督移驻肇庆，但梧州
城仍保留了总督府，故嘉万年间，两广总督分驻在梧州、肇庆两地。梧
州总督府在广东地区的事务改由肇庆总督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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