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社会》2018年第1期

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

述有所偏差。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历史学与人类学遭遇之后对这个
问题引起的进一步论争。 １９８５ 年，华琛（ ２０１１ ）通过对华南地区天后信
仰和仪式的研究，提出所谓“神明的标准化”的论断，认为这是国家权力
扩张过程中对地方传统进行收编后再强行推广的结果。“标准化”的说
法在历史学、人类学和新清史界引起激烈的讨论，甚至到了 ２００７ 年还
有杂志组织专刊进行回应。在众多的相关讨论中，华南历史人类学派
的回应比较有代表性，科大卫和刘志伟（ ２００８ ）认为，与其说这是“标准
化”，不如说是“正统化”，是地方社会面对帝国教化推行时主动寻求的
身份认同。所以，这种“大一统”的观点应该注重历史的丰富性，而不能
抽象地理解历史。研究者已经建立起一些理解正统与地方性关系的交
互机制，而不是简单地将制度化的、文本化的礼仪看成国家权力的意识
形态象征。
从广义的社会学方法论层面看，汉学有关中国宗教与仪式的研究
之所以对中国文化的一体与多元问题难以决断，亦是必然。费孝通、何
炳棣等国内老一辈学者对这个问题通常取“汉化”主义。毫无疑问，对
于现代社会科学而言，如果不在方法论上给予说明，这种观点就会被认
为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会被各种具体的经验研究推翻。局部的经验研
究具有的代表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难题，费孝通的
《江村经济》所受到的批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内在的困难，都是
这一难题最经典的呈现。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有所推进，王铭铭
（ ２０１６ ）认为，社区本身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合一性，无论是在人与人、人
与物，还是人与神的关系上，一个具体的局部总是以力量巨大的宇宙观
为基础，总是在文明化的进程中不断生成。这种文明化，以一化多的认
识避免和超越了大小传统对立化的认知方式。同样，研究者还从社会
科学的认知方式上对一体与多元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通过对费
孝通思想的考察与继承，研究者指出，要超越局部与整体二元难题，首
先要明白每一个行动者的主体意识和心的自觉，通过将心比心的方式
对这个世界进行公开伦理化的宣称，由此可以推己及人地建构出一个
具有伦理意涵的社会文化世界（周飞舟， ２０１７ ）。这样一来，社会将不再
是外在于个人的实在物，而本身就是人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结构
性关系。这些研究其实都发现以往的研究过分地把社会当成物来考
察，要突破这种实证科学范式的某些误区，我们就需要重新回到文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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