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社会》2018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俗、惯例与仪式，都尽可能地追溯其源头，例如古代和中世纪中国文献
中的相关描述”。高延的研究大量利用“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的文献，
在材料的运用上相当符合中国的经史传统的治学方式。在其系列著作
的前三卷中，作者利用《礼记》《仪礼》以及史书，非常细致地考察了中国
丧葬礼仪的细节与 历 史 中 的 实际 情况（ 犇犲犌狉狅狅狋 ，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７ ）。
就对礼学经典材料的梳理的细致程度而言，至今尚无新的社会学和人
类学著作能超越这部著作。其实，韦伯有关中国宗教研究的许多材料
就是取于高延。另一位后来者葛兰言同样受其影响，但对于中国礼仪
的许多方面持与其不同的看法。葛兰言（ ２００５ ）虽然也认为理解中国的
礼仪必须求助于传统经典文本，但他试图超越中国传统经学中的象征
式的解释方式和西方对《诗经》的文学解释方式，达到对《诗经》原意的
探求。在他看来，《诗经》中的节庆所表达的是上古时期人们日常生活
的社会现实，尤其展现出两性的社会关系。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高延
和葛兰言开启了有关中国宗教与礼仪研究的两种范式，前者强调民间
仪式是古典文化传统的实践，算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后者则认为中
国官方的礼仪也是生成于上古民间文化，可看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
（王铭铭， ２００５ ： １４０ ）。不过相同的是，他们的研究都充分重视经典文
本，只不过高延的研究在材料的解释上更偏重经史的文本原意，没有刻
意追求新的解释，而葛兰言则追求达到对《诗经》文本原意的理解。
可以说，后来的学者，无论是我们熟悉的弗里德曼还是雷德菲尔
德，都继续深化了这些早期学者的研究，而研究的重心始终围绕大传统
与小传统、正统与地方、整体性与区域性，以及仪式本身的象征性或社
会文化意义等话题展开。其实，一直以来，研究的困难也在于此，究竟
如何理解制度化的、文本化的礼仪与民间实践过程中礼仪的关系？官
方的文本究竟是对民间实践生活的“模仿”，还是民间实践生活是对官
方文本的践行？抑或说制度化的、文本化的礼制纯粹是权力的意识形
态的象征？对于这个问题的抽象论争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正如我们
所熟知的，《诗经》的《国风》部分据说是采诸国之风而成，而后来《诗经》
又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各个区域的诗教的传统。所以，我们
不能用一种对立的视角去理解差异性，否则就难免会忽略官方与民间
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状况、机制及其合理性。不过，在具体的研究中，尤
其是以区域研究为基础的经验调研，或多或少总是会与历史文献的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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