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3 - 《社会》2017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６

定的联系，比原有的城市共同体或封建领地尺度更大的以民族为单位
的社会日益成型。封建君主国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法国比欧陆
的其他国家更早、更典型。“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国家早就拥
有了牢固确立的中央权力。 １５ 世纪末以后，各项封建制度就逐渐消失
了”。法国旧制度的形成不只是绝对王权的崛起，也是具有社会治理性
质的统一中央权威的建立。各种官僚公职群体成为治理社会的各种机
构（涂尔干， ２００３犪 ： １６９－１７２ ）。另一方面，各民族也开始明确自己生活
的地理疆域，逐渐形成有统一语言、风俗和文化的群体自我意识（涂尔
干， ２０１５ ： ４７－４８ ， ７７ ）。民族共同体与社会治理机构构成了涂尔干国家
概念的两个面向。
１６ — １８ 世纪，个体化、商业化和国家化的潮流日益发展。在涂尔
干看来，新教的扩展大大削弱了基督教原有的共同信仰和实践，它所推
崇的个体自由思想，导致新的信仰体系和共同意识难以建立，使新教各
派别分崩离析，无法形成统一稳定的教会。涂尔干（ １９９６ ： １５１－１５４ ）认
为，这是欧洲新教地区自杀率普遍高于天主教地区的重要原因。在《社
会分工论》中，涂尔干（ ２０００ ： ２１９ 、 ３１７ ）将社会容量的增大和社会密度的
增加视为分工社会发展的原因，并强调分工的极度扩展不可避免地会
带来“某些后果和严峻的事实”。在《自杀论》中他明确指出，整个 １９ 世
纪，“经济的进步实际上主要是使各种工业关系摆脱一切限制”。对经
济增长的无条件推崇令工商业“成为了个人和社会的最高目标”，鼓励
人的欲望“摆脱限制它们的任何权威”（涂尔干， １９９６ ： ２７２－２７３ ）。
与极度个体化和商业化的潮流相对，民族国家的兴起同样是 １９ 世
纪欧洲的重要主题。民族共同体是国家内含的社会集体，但涂尔干也
看到，作为大规模集体的民族，其“情感、信仰和理想”弥散在整个社会
之中，表现为非常不稳定、不明确的意见与情绪以及“自发、自动、未经
考虑的想法”。社会陷入动荡时，这些情绪和想法就极易随着大众运动
的潮流强烈地爆发出来。掌握权威的政府，若不能超越这种普遍的激
情状态，反而受这种力量的裹挟，甚至煽动大众的狂热并陶醉其中，那
么民族共同体就会陷入毫无理智的冲动状态。这正是普鲁士统一德国
后的情况（涂尔干， ２０１５ ： ９５－１１０ ）。以爱国主义面貌出现的狂热民族
主义，想用强烈的集体情绪对抗泛滥的世界主义潮流，而后者正与极端
个人主义潮流相伴相随：“某些坚信世界国家或大同主义的信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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