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8 - 《社会》2017年第6期

国家与祖国：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

《宣言》表 明，国 家 不 是 自 为 的，它 只 是 一 种 政 治 结 合 （ 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
狆 狅犾犻狋犻 狇 狌犲 ），与这种结合相比，人类自然的、不受时效限定的权利才是永恒
的（ 狀犪狋狌狉犲犾狊犲狋犻犿 狆 狉犲狊犮狉犻 狆 狋犻犫犾犲狊 ），保护这些权利，是国家存在的惟一目的。
主权（ 犛狅狌狏犲狉犪犻狀犲狋é ）在民，而任何个人（ 犻狀犱犻狏犻犱狌 ）或者团体（ 犮狅狉 狆 狊 ）的权力
（ 犪狌狋狅狉犻狋é ），都是由此分流（ é犿犪狀犲狉 ）出来的。这种法权上的表述，更多地
维护了立法权、人民的公意，而限制了国家自身的权威。
这一点，我们在大革命前后人们对象征国家的路易十六的评价上
就能看出。三级会议期间，“神圣的”一词虽仍然经常与国王的名字连
在一起，但是，“民族、三级会议代表和个人权利也被认为是‘神圣的’”，
而且“人们认为国王的‘神圣性’不再是神授的，而是民族赋予的”（夏蒂
埃， ２０１５ ： １０６ ）。即使在大革命之后短暂的君主立宪期内，虽然保留了
国王的名号，“但路易十六却成了国家的头号官吏和代表”（勒费弗尔，
２０１０ ： ５８２ ），成为“第一公仆”，由“我们”设立，并为“我们”负责。这样从
法理上，国王就成了真实的仆人，“仆人处境的实质就是要服从别人的
命令，并且可以随意被人解雇”。“一个国王只不过是一个男人，一个王
后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国王的身体只是凡人的身体，不再是政治体的
象征（柏克， ２０１５ ： ３８－３９ ， １０２ ）。
路易十六的处境，同样是之后历届共和国的遭遇。国家是否有相
对独立的权威，其权威的合法性从何而来，除了法理上的个人主义原
则，将个人与所在国联系起来的情感纽带是什么。
１９０５ 年的法案在第三共和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涉及国家与教
会分离后国家的走向问题时，涂尔干提出国家、祖国是政治社会的两个
面向，这为我们解决法案的困境提供了借鉴。
作为坚定的共和派，涂尔干在承认“ １７８９ 年原则”确立个人主义的
同时，又谨慎地避免其中对契约论的不合理解释。为此，他否定了从自
然状态论证国家起源的做法，而是利用人类学材料，以群居社会为起
点，说明人类一开始就处于有道德生活的社会状态，并在环节社会阶段
有了成型的政治生活，表现为政治—家族特征，此时各种准则都通过集
体性的宗教信仰表达出来，表现为图腾崇拜。简单的社会结构虽恰好
符合机械团结的特征，但已经有了氏族首领，他的出现大大加快了个人
主义向前迈进的步伐。最终，人类自城邦时代开始进入政治社会，国家
作为最高权威随之而生。政治社会取代了简单的环节社会，包含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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