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7 - 《社会》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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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17 · 6
相反地,原始民族的公民宗教,国家成了众人敬仰的神,在神权体制
下,君主就是教主,行政官员就是牧师。它虽然解决了政治忠诚问题,却
使整个国家充斥着嗜血的暴君制和不宽容的信仰。涂尔干将爱国主义
的对象定为祖国而不是国家,有意避免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不过,他
也非常清楚,单纯的爱国主义仍将压制个性,所以个人主义的原则及代
议制,为个人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可能性,个体的良知自由从总体上塑
造了一种宽容的信仰,宽容的信仰与宽和的政体总是联系在一起。
六、结论
1905 年的国家与教会分离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国家的世俗
性质,保障了个人的良知自由。个人不论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公民资格
不受信仰的限制,共和国平等对待各宗教,各宗教团体均须正式注册。
该法案团结了共和派,打击了教权主义,也回应了教皇《现代错误学说
汇编》以及所谓的永无谬误的教义。时至今日,除了教团返回教育领域
之外(需遵守国家制定的教学大纲),其余原则均被宪法所承认(郑崧,
2004 )。
不过,法案也内含潜在的危机,良知自由与世俗国家之间的紧张。
在崇拜自由的总原则下,共和体制为良知自由转化为个人政治权利提
供了合法途径,进而挑战国家权威。激进者,要么以良知自由的名义反
对世俗国家;要么以世俗国家的原则限制信仰的表达。
相应地,人们发现公民身份,或者去掉了文化特殊性、而以法律、共
同意愿生活在一起的民族( 犾犪犖犪狋犻狅狀 ),并不具备充分的融合、同化能力。
目睹一个无力处理良知自由所带来信仰、价值冲突的国家,人们难以尊
重它的权威,也在感情上与之疏远。与此同时,强调融入的共和国本身
却充满了陌生性,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本国人还是外来移民,共和国
的面目变得有些模糊。于是人们开始质疑、寻找,是否还有一种最基本
的集体情感,可以把不同的人与共和国维系在一起,身在其中,心系一
处,没有争吵,没有个人固守的自由,只有平等的、忘我的献身精神。
从历史上看,危机根植于法国的政治传统。法案是“ 1789 年原则”
的深化,它将《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并未明确表达、诉诸文字的信仰
自由、良知自由的内容以律法的形式公开宣告,可以说这是在世俗化国
家的权威方面,它继承了《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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