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2 - 《社会》2017年第5期

构造组织观念

（我）自己感到缺点太多，思想单纯薄弱。有些缺点自己
也想很快改正，但是改的过程很慢……总是思想变化赶不上
形势的发展，……我感到惭愧，内心空许（虚），但愿的一个目
标，（就是）争取早日加入到组织中去，这是自己已定的前进方
向。（但是）如何在改正的道路上更快呢？如何能更快改正自
己的缺点呢？这两个问题，是在我思想中经常考虑的问题，希
望组织能对我进行帮助。
这里显然，当事人与组织的价值共鸣不是来自纯粹的个人选择，而
是组织环境和个人关切互动的结果，否则无法解释大量干部表现出的
行为类似现象，这意味着组织环境对于群体行为有重要影响。因此，回
应前面提出的理论问题：有哪些环境因素，可能重新构建人们的利害关
切，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我们可以说，人与组织的关联甚为关键。无
论组织有多大的权力，如果它没有和人们的实际关切发生关联，就无法
发挥强大影响。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历史文献显示，干部与组织的关联
一旦建立，改变行为标准的组织力量就趋于增强，面对组织环境提供的
选择，人们会趋利避害做出适应性调整。这种机制可以总结为，通过组
织化安排和推动，“生产”组织观念和选择性压力，促进个人和组织间的
意会，让组织制定的“道理”变成个人承认的“道理”。
阅读干部书面个人总结及思想检查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书写分明
有着明确的组织要求和标准。它们看上去是个人书写，但由于具有人
事评估、跨职业、跨身份、格式性、有反馈、有流程、以及记入个人档案等
特点，需要被识别成一种广泛的组织活动，而非个人或私人活动。运用
“组织化权力” １ 是一种国家拥有的制度权力。在中国社会，通过组织
活动建立统一价值体系的尝试，曾经在延安时期运用过，但当时仅局限
于局部的群体，尚未成为全面系统的执政治理程序。延续并扩展这一
方法，而后全面将此制度化的奠基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完成，直至今天，
它们仍然广泛运用于各种正式组织中。
与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纪律相比较，上述做法也具有相似特点。
比如，之前的同学会有组织纪律要求，所有会员每年至少向学会汇报一

１．犗狉 犵 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狅狑犲狉狅犳犐狀犮狌犿犫犲狀狋狊 由 犛狋犲狏犲狀 犔犲狏犻狋狊犽 狔 和 犔狌犮犪狀 犃．犠犪 狔 提 出，参 见
犔犲狏犻狋狊犽 狔犪狀犱犠犪 狔 （ ２０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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