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9 - 《社会》2017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５

基础来吸纳自由主义，那么他需要阐释他所提倡的是何种社会主义，以
及这种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吸纳自由主义。如果如他所说，他反对基于
经济资本主义的一元公共性，并珍视在全球化背景中包括中国文化在
内的文化多元性，那么他需要牵涉中国历史来阐释他所提倡的多元公
共性，但是他没有展开这种讨论。
刘小枫（ １９９８ ）批评某种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
忽视了现代性。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从严复和章太炎在西方现代社会
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相互援引的阐释，到吴文藻和费孝通的早期
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国化，中国人的现代性都是核心问题。离开这个问
题，社会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就失去了源头活水。费孝通晚期所提倡
的文化自觉，是其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延续。他指出，文化自觉不是文化
回归，不是复旧，其目的是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在经济全球化时
期继续创造中国现代文化，并促进文明之间的交融。他对“一国两制”
设想的赞赏，说明他并没有放弃对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的关心。与费孝
通相比，刘小枫所批评的本土化观点，以及近期一些大陆新儒家只强调
延续中国传统的观点，其视域都是狭窄的。费孝通对西方当代政治哲
学，特别是其中的自由主义讨论缺乏了解，因此他没能在新的历史处境
中发展他早期关于继承中国传统“双轨政治”的遗产来建立中国现代民
主的观点。泰勒的自由主义有助于今天的中国学者发展费孝通这个早
期观点。刘小枫（ １９９８ ）只看到泰勒对文化差异性的珍视，而没看到泰
勒在全球化时期对人类普遍理想的关心。因此，他没能在纠正那种本
土化观点之偏颇之后，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中讨论自由主义的拓
展。
在《世俗时代》的导论中泰勒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存在多元现代
性（ 犿狌犾狋犻 狆 犾犲犿狅犱犲狉狀犻狋犻犲狊 ）的可能性。他之所以将他的描述限制在西方
历史轨迹之内，是因为他对以不同于拉丁基督教为其前身文明的世俗
化和世俗性缺乏了解。只有在这些世俗性得以充分阐释之后，才能在
这些世俗性和西方世俗性的对照中，对全球世俗性加以概括。因为这
些世俗性的阐释尚待发展，所以现在还不具备对全球世俗性乃至现代
性进行概括的条件。但是泰勒在阐释西方历史轨迹之内的世俗性的时
候，带着对人类普遍性的关心（ 犜犪 狔 犾狅狉 ， ２００７犫 ： １－２２ ）。在《世俗时代》
的中译版序中他指出，他急切期待看到对中国人世俗性的阐释。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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