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社会》2017年第5期

本真性和公共领域：查尔斯·泰勒的自由社会观

晖所未尽的想象。
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建立多元公共领域，需要牵涉中国古代思想，如
《中庸》将情感、伦理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但是，现代化已经改变
了“下学上达”的历史处境：任何一种轴心时期的哲学和宗教都无法排
他地成为多元公共领域的基础。如费孝通（ ２００９ ： ２６６ ）指出的，在今天
的世界上，在不同文明之间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再有历史
文献和经典书籍中所说的那种“纯粹”的传统文明。他将今天的世界中
经文化交融所形成的文明称为今日之世界文明。这种世界文明是否已
经形成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即使有人认为这种文明已显露端倪，
对它的阐释也要在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诸多元公共领域的对照中
进行。无论在某一多元公共领域之内还是在诸多元公共领域之间的对
话，都需要突破一元论和线性思维的局限。近十几年来，在持一元论和
线性思维的中国学者中不乏从一个极端转入另一个极端之人。而持之
以恒地坚守自己立场的学者，其立场又常常是在多元诸善之间、历经心
灵冲突而做出的中庸式选择。
确立这种立场是多元公共领域所做的最重要的思想准备之一，这
个确立的时刻也是继续建立中国人现代认同的重要时刻。因为面对挫
折和承受冲突时，需要深层的文化资源来树立信念。虽然对平等的追
求使选择者以普通人自居，但是她或他为平等尊严的努力，与梁启超对
中华民族和陈寅恪对“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阐释一样，具有“深切感
人”的特性。有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应该继承清代考据学的实证精
神，但在变革时期“心”的思想更是不可或缺，如鼓舞梁启超的心学和支
撑陈寅恪的中西杂糅的自由精神。陈寅恪自谦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
之世，治不中不西之学。而道咸以下汉宋间采之说渐盛，且多尊宋贬汉
（钱穆， ２０１５ ： １ ）。在受西方冲击之后，清代儒学并非只重考据，而更重
“心”和义理。陈寅恪对钱谦益、柳如是和陈端生的同情，更将明清之际
士大夫的尊严观与西方现代的自由、平等观杂糅在一起。在这种精神
驱动下的社会想象和立场的确立与文献的整理同样重要，甚至更胜
一筹。
只有形成这种足以面对挫折甚至牺牲的认同，才能成为真正的立
法者，进而实现在多元目的之间的平衡和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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