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9 - 《社会》2017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５

家庭的发展，这使婚姻关系及配偶的父母的影响同样重要。
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投资收益是边际递减的，与之
类似，笔者认为资本传递带来的收益可能也是如此，这意味着父母在婚
前已经通过资本传递帮助子女获得一定资本，婚后继续传递的资本可
能是重复的，也有可能出现边际收益的递减现象。但对个人而言，结婚
以后配偶的父母所传递的资本是没有使用过的，反而可能会带来更高
的收益，当然，这主要是指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不包括文化资本。就
经济资本而言，父母可能在结婚以前就已经尽其所能地传递给子女以
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经济地位。政治资本主要通过社会关系网传递，
相对于父母的社会关系网，配偶的父母所带入的社会关系网具有更强
的异质性，其中既可能有高质量的信息，也可能有更有效的社会资源
（ 犌狉犪狀狅狏犲狋狋犲狉 ， １９７３ ； 犅犻犪狀 ， １９９７ ）。因此，本文认为，父母主要影响个体
婚前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婚后父母对自己的直接影响可能不如配偶的
父母，由此得到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３ （“资本效用假设”）：结婚以后，配偶的父母对个体市场精英
与国家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比自己父母的影响更强。
最后，正如许多研究所发现的，父母对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尤其是在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与家庭制度之下。
首先，传统父权制文化观念对女性具有直接的性别歧视，中国父母认同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规范，更倾向于认为女儿的能力不如儿
子，进而减少对女儿投资的热情。其次，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降低
了投资女性的经济价值，因此，即使父母认为儿子和女儿具有相同的学
习能力，他们也更愿意增加对儿子的投入。最后，根据中国的家庭传
统，儿子承担着主要的赡养责任，从养老角度出发，中国父母也更有动
力 投 资 儿 子 （ 犎犪狀狀狌犿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９ ；叶 华、吴 晓 刚， ２０１１ ；吴 愈 晓，
２０１２ ）。与之相似，配偶的父母也会受此影响，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子代
家庭的整体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更有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到子代家庭中
的男性。就不同性别而言，配偶的父母对个体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总的
来看，岳父或岳母对女婿的影响会强于公公或婆婆对儿媳的影响。由
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４ （“性别差异假设”）：配偶的父母对个体精英地位获得的影
响存在性别差异。

· ２ ０ 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