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8 - 《社会》2017年第5期

中国城市居民的配偶家庭与精英地位获得

英（ 犠犪犾犱犲狉 ， １９９５ ； 犠犪犾犱犲狉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０ ），也包括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
精英（吴愈晓， ２０１０ ；吕鹏、范晓光， ２０１６ ）。其次，与东欧转型社会不同
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在政党主导下渐进推行的，政治体制与意
识形态都没有突然断裂，而是维持一定连续性（孙立平， ２００５ ）。在这种
条件下，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社会价值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或许有所
增加，但政治资本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依然是当前社会的决定性资
本。这意味着不同资本之间的转化成本是不一样的，政治资本转化成
其他资本的成本较低，反之则较为困难。
就本研究来说，这里重点考虑的是国家精英与市场精英之间的转
化，正如上文所说，结婚以后文化资本的传递效果并不好，配偶的父亲
的政治资本即使能够转化成文化资本，也很难传递给个人。如果上述
“支配精英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国家精英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帮
助子女的配偶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但市场精英却难以依靠经济资本在
政治选拔过程中取得优势，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２ （“资本转化假设”）：若配偶的父亲是国家精英，则有助于个
体成为市场精英；若配偶的父亲是市场精英，则对个体成为国家精英没
有帮助。
上文讨论了配偶的父亲对个体精英地位获得的可能影响，但需要
强调的是，这种影响只有在结婚以后才会发生。也就是说，个体婚前的
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受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结婚以后则可能会同
时受到双方父母的影响，那么，哪方父母的直接影响更强呢？
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关系格局是一种差序格局（费孝通， １９９８ ），血
缘关系比姻缘关系更亲近，自己的父母在婚后比配偶的父母投入更多，
那么，配偶的父母的影响应该会更弱。同时，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为
中心的社会，一旦两人结为夫妻，家庭就成为其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子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与配偶的父母
在子女结婚以后可能都会提供大量帮助，那么，他们的影响可能不存在
差异。正如相关的历史研究所显示的，女性和姻亲网络在权力和身份
地位维持上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比父系族人的关系更重要（柏文莉，
２０１５ ： ２７１－２７３ ）。尤其是近几十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生育率迅
速下降，父母有充分的资源投入独生子女的发展，且不存在“重男轻女”
的倾向（叶华、吴晓刚， ２０１１ ），其中自然也包括子女的婚姻选择和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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