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3 - 《社会》2017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５

制下的精英都能适应市场竞争，只有那些拥有文化资本的再分配体制
下的精英能够顺利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从而维持自己的精英
地位。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则发现，再分配体制下的干部在成为个体
户和企业主上具有更大优势，但这一过程在城市与农村中可能不太一
样：农村干部从一开始就具有较大优势，而城市干部的优势到改革逐渐
深入以后才开始显现（宋时歌， １９９８ ；吴晓刚， ２００６ ）。
上述研究均聚焦于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代内流动，随着市场转
型过程的不断推进，精英代际流动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一个主
要问题是，不同类型的精英在代际流动过程中有怎样的变化。有学者
指出，中国 精 英 已 经 形 成 强 大 联 盟，精 英 与 大 众 的 分 化 越 来 越 明 显
（孙立平等， １９９８ ）。郑辉与李路路（ ２００９ ）的研究支持该观点，认为精英
群体与非精英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排斥现象，而精英群体内部是团结
合作的，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但另一些研究指出，精英阶层的代际
转化更有可能存在于体制内，而体制外精英与体制内精英依然存在一
定的分割。例如，吴愈晓（ ２０１０ ）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村中改革前的精英
的子女更可能成为政治精英，而 １９４９ 年前的精英的子女更可能成为经
济精英，二者的转化路径有所区别。最近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全国层面
的情况，同样支持精英再生产的二元路径的观点（吕鹏、范晓光， ２０１６ ）。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中的精英地位获得模型可以看做“布劳—邓肯
地位获得模型”的一般应用，因为他们讨论的自变量始终是个人自致性
因素与父母的先赋性因素。正如后续的“威斯康星地位获得模型”所指
出的，“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忽视了许多变量，如社会心理变量、
社区环境、重 要 的 他 人 等，因 此 需 要 对 其 进 行 改 造 （ 犛犲狑犲犾犾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４ ）。这些改造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在笔者看来，“布劳—邓肯地
位获得模型”所讨论的家庭背景是不完整的，作为家庭的一个重要部
分，配偶及其父母在个体地位获得研究中明显被忽视了。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会结婚组成新的家庭（张翼， ２０１２ ），而新家
庭一旦建立，夫妻双方及其家庭就会深深嵌入婚姻关系，并且分享各自
所能获得的市场与生活机会。本文尤其强调配偶家庭所带来的一系列
机会，这是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婚姻双方在结婚的时候都刚刚开始
工作，配偶很难具有精英地位，此时，配偶家庭的助力可能会更为明显。
在传统中国，家庭是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元，受宗族制度与家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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