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2 - 《社会》2017年第5期

中国城市居民的配偶家庭与精英地位获得

案落入某一特定类别而非参照类别的对数发生比（唐启明， ２０１２ ： ３１８ ）。
该模型可设置如下：
犘 （ 犢 ＝犿 ） 狆 犿 犐 犑
［ 犘 （ 犢 ＝１ ］ （ ） ＝犪 犿 ＋ ∑ ∑
，
＝ｌｏ ｇ
ｌｏ ｇ 犫 犻犿犡 犻＋ 犮 犼 犿 犣 犼 犿 ＝２ ， ··· ， 犕
）
狆 １
犻 ＝ １
犻 ＝ １
其中， 狆 犿 和 狆 １ 分别表示第 犿 个类别和第 １ 类（参照类别）的概率。 犣 犼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户籍、民族、工作时间、婚龄与兄弟姐妹数。
表示自变量，包括被访者结婚时自己、自己的父亲和配偶的父亲的
犡 犻
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被访者个人的自致性因素。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讨论配偶的父亲对个体精英地位获得的影
响，但该模型的基础是“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因此，还要控制被
访者的先赋性因素（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自致性因素。与大多数学
者选择 １８ 岁时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初职地位不同，本文选择的是被访
者初婚时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地位，原因在于，婚姻本身具有较强的选
择性（李煜， ２０１１ ；齐亚强、牛建林， ２０１２ ），当我们控制了初婚时自己与
自己的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后，可以减少这种选择性的干扰，以便更准
确地估计配偶的父亲对被访者婚后地位获得的影响。
下文将首先分别考察初婚时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与配偶的父亲的
社会经济地位的总体影响，然后再加入被访者的所有自致性因素，探讨
配偶的父亲对个体精英身份获得的真正作用，并比较自己的父亲与配
偶的父亲在自己婚后的相对作用。

四、结果分析

表 ２ 的模型 １ 主要讨论了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精英地位获
得的总体影响，二者的参照项均为非精英群体。就控制变量而言，户籍、
民族、工作时间与婚龄对成为专业精英有影响，性别与户籍对国家精英
地位的获得有重要影响，其中男性和非农户籍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国家精
英。就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而言，精英的代际再生产确实存在，
与父亲为非精英的被访者相比，父亲为专业精英的人更可能会成为专业
精英，父亲为国家精英的人更可能会成为国家精英，但具有市场精英地
位的父亲对子代精英地位的获得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部分证实了
精英的代际转化，父亲为专业精英的被访者更有可能会成为国家精英，
而父亲为市场精英的被访者则更不可能成为专业精英与国家精英。

· ２ ０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