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4 - 《社会》2017年第5期

中国城市居民的配偶家庭与精英地位获得

模型 ２ 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单独加入了配偶的父亲的社会经济地
位。结果显示，配偶的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被访者精英地位的获得
有密切关系。首先，与父亲的影响相类似，配偶的父亲为专业精英的人
更可能会成为专业精英，配偶的父亲为市场精英的人更可能会成为市
场精英，配偶的父亲为国家精英的人则更可能会成为国家精英。其次，
在市场精英地位获得中，配偶的父亲地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无论
配偶的父亲是专业精英、市场精英还是国家精英，被访者都更可能会成
为市场精英。与之不同，配偶的父亲为国家精英或专业精英对个体成
为国家精英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个体成为市场精英的影响不显著。
但是，由于模型 ２ 仅加入了配偶的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还无法判断配
偶的父亲与被访者精英地位获得的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还是婚姻选择
带来的结果。下面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表 ３ 的模型 ３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体的自致性因素，包括
受教育年限、党员身份和初婚时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看到，党员身份
对于个体成为专业精英和市场精英没有明显影响，但有助于其成为国
家精英；受教育年限越长，则越可能会成为专业精英和国家精英。本研
究关于受教育年限和党员身份对个体精英地位获得的作用的结果，与
魏昂德（ 犠犪犾犱犲狉 ， １９９５ ）的“二元路径分割理论”其实是一致的，就国家精
英的选拔而言，政治忠诚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就专业精英而言，专业
技能才是决定性因素。
模型 ３ 结果表明，人们初婚时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现在的社会经济
地位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初婚是国家精英和专业
精英的被访者相比于非精英而言，成为市场精英的可能性更大，但初婚
是市场精英的被访者与非精英阶层相比，在成为专业精英与国家精英
上却没有优势。由此可见，从初婚到调查的这一时间段内，有许多人改
变了职业，国家精英和专业精英“下海”以后仍然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成
为市场精英，这一优势甚至比工商业从业人员还大。该结果与伊亚尔
等（ ２００８ ）在匈牙利所研究的结果不同，在本文看来，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虽然提高了文化资本的价值，但并没有降低政治资本的价值，因此，在
经济改革过程中，那些原再分配体制下的精英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成
为市场精英。
加入本人的初婚地位这一变量后，控制变量基本上没有变化，但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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