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9 - 《社会》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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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帮助个体成为国家精英与市场精英。此外，资
本转化是不对称的，政治资本较多的配偶的父亲可以帮助个体获得更
多的经济资本，从而成为市场精英；反之，个体的政治资本很难从配偶
的父亲的经济资本转化而来。然而，上述影响更适用于男性，对于女性
而言，虽然作为国家精英的公公依然有助于自己成为市场精英，但从公
公那里直接继承精英地位却难以实现。
另一方面，与自己的父亲相比，配偶的父亲对自己当前社会经济地
位的影响更强。这可能是因为配偶的父亲带入的社会资源具有更大的
异质性，能够弥补父亲社会资源的不足以及父亲资本的重复使用所引
起的边际收益递减。但是，这不意味着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精英
地位获得的影响不重要，事实上，父亲主要通过影响个体婚前的社会经
济地位而影响其目前的精英地位。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无论家庭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代际的血缘与婚姻纽带依然在现代社会的社会流动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虽然许多研究注意到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婚姻匹配程度
呈现上升的趋势（李煜， ２０１１ ；齐亚强、牛建林， ２０１２ ），但如果不同时考
虑婚姻带来的实际影响，婚姻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就不完整。正
因为配偶的父母的精英地位有助于个体精英地位的获得，随着精英之
间婚姻联盟趋势的增强，社会流动趋于固化。也就是说，家庭背景对子
女地位获得的影响，除了“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指出的“家庭—初
职—现职”路径外，还可以通过“家庭—姻亲—现职”路径发挥作用。进
一步说，虽然个体的父母与配偶的父母共同构成了已婚者的家庭背景，
但二者影响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某种程度上的相得益彰，因此，如
果不将配偶的家庭纳入地位获得模型，对社会结构形成过程的理解就
是不完全的，很可能会低估了家庭背景在个人成年以后代际再生产中
的作用。
第二，研究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性别不平等在婚姻与家庭
中的延续，在目前的社会中，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依然主要体现为男性
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无论是自己的父母，还是配偶的父母，为了提高
子代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都更倾向于把自己的优势资本直接传递给
男性。也就是说，男性可以从岳父那里直接继承市场精英与国家精英
地位，但女性却难以从公公那里直接继承。这意味着男性更有可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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