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0 - 《社会》2017年第5期

中国城市居民的配偶家庭与精英地位获得

益于精英联姻，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因为公公的政治资本至少还可以帮
助儿媳成为市场精英，但不能帮助她们成为国家精英。
第三，精英地位是建立在社会资源基础之上的，考虑到社会资源的
差异，精英阶层内部也存在异质性，而且由于不同资本的传递方式有所
不同，精英地位的代际继承与转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文
化资本的继承通常更为隐秘也更稳定，不受一般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
但这是因为文化资本的传递条件更为苛刻，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
力，因此，只有父母从小言传身教才能真正起作用，而配偶父母在这方
面并不能给予太大帮助。
其次，本文认为，精英内部也存在支配精英与被支配精英的类别区
分，掌握社会最有价值资本的精英通常是支配精英，他们可能决定了被
支配精英所有资本的作用空间，同时，他们所拥有的资本更容易转化为
其他类型的资本。当然，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不同，各个社会的支配精
英可能存在差异。就中国而言，尽管市场经济改革已经持续了将近四
十年，但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政治资本依然
是最有价值的资本，政治精英依然是社会支配精英，因此，政治资本更
容易转化为其他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
本文的研究结果与“支配精英理论”比较吻合，原再分配体制下的
精英更可能成为新兴市场精英，配偶的父亲为政治精英将有助于个体
成为市场精英，不过，父亲的政治资本似乎较难转化为子代的经济资
本，这可能与本文使用的数据年代较早有关。吕鹏与范晓光（ ２０１６ ）的
研究发现，在最近的时期，政治精英的子代在成为经济精英上已有优
势，但反过来则比较困难。除了在社会分层领域内，支配精英的影响可
能体现在社会各个方面，例如，大量有关政商关系的研究表明，政治关
联对私营企业的发展有重要帮助（李路路， １９９７ ），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
在税收、外部融资、进入垄断行业等方面均具有优势（余明桂、潘红波，
２００８ ；吴文峰等， ２００９ ；罗党论、刘晓龙， ２００９ ）。
多姆霍夫（ ２００９ ）在《谁统治美国》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支配精
英———大企业的所有者与控制者———是如何支配美国社会的。在未来
的研究中，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挖掘中国的支配精英的具体支配逻辑与
机制。尤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持续几十年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这
些支配逻辑是否发生变化也是需要注意的。本文仅是从一个总体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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