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0 - 《社会》2017年第3期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建立的政权为什么打破了此种周期循环。
第二，“行政发包制模型”适用于讨论“土司制”与“改土归流”，以及
省级政区的兴废等问题，它可以解释明代为什么推行“土司制”，也可以
解释汉人政权为什么避免设立省级政区，但它难以解释清代为什么推
行“改土归流”，也难以解释汉人政权为什么在设置省级政区上表现出
周期性循环现象。
第三，“风险论”适用于讨论前述三个维度的集权与分权的演变，并
且认为，上述三类问题都可以用两种原因来解释。一种原因是约束条
件的变化，即中央政府在处理集权与分权关系上，受到财政、军事技术、
政治竞争等约束，使得国家的治理体制有可能偏离理想状态的郡县制，
也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承受较高的社会风险或代理风险。当这些约束
减弱或消失之后，中央政府就有动力消除较高的社会风险或代理风险，
这就带来集权与分权的演变。另一种原因是社会风险和代理风险的相
对变化，这种变化将促使中央政府调整集权与分权关系，以控制相对较
高的社会风险或代理风险。我们已证明，“风险论”的解释能够得到历
史事实的支持，因此，可以发展成解释中国历史上集权与分权演变的动
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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